□谢少鹏 母亲戴着她的纪念章走了。 母亲的纪念章是抗日纪念章，是国家因为她1945年参加抗日革命工作颁发给她的历史纪念和人生证明。 母亲参加革命工作后，先是在家乡沂水县任武装部妇女干事，组织乡亲们与日伪进行武装斗争；抗日斗争胜利后，又在华东野战军军事干校工作；1948年随父亲南下，至江苏省赣榆县时，因父亲战伤复发，为照顾父亲就地转业，先后在赣榆县任妇联主任、县法院审判员。其间，因水土不服等原因，父亲的战伤一直难以痊愈，只好重返家乡。父亲到军人疗养院继续疗伤，而母亲彻底转到地方工作，先后在临沂县、费县、沂南县等供销社工作，直到1976年离休。 几乎大半辈子，为了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到“文革”时期父母都被打成走资派，全家回沂水县老家定居前，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家从没在一个地方居住超过两年时间。那时家里除了一个吃饭桌和一个三屉桌，再没有一件木制家具，最多的家当是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只要一声“工作需要”，父母立马将家里过日子实在离不开的那些物品，塞进大大小小的纸箱子里，坐上卡车就到了一个新的家(在那个年代，坐卡车对我们是最高的待遇了，记得有几次我们是坐好几天的独轮车奔赴新家的)。 对于这样艰苦的生活，从母亲嘴里却从没听到一句怨言。而当我们长大了，懂事了，为生活的艰难嘟囔几句不满的时候，一次又一次都是听到母亲这样一些话：“我们在渤海军区工作的时候，喝的那水，水上都漂着一层羊粪蛋子，三天两头地瓜干都吃不上。比比，现在这日子还叫什么难？”“南下的时候，天天急行军，一天跑一百二三十里是常事，下大雨照样跑。经常行军队伍一停，好多人就站在那里睡着了。就这样，那时谁叫苦来？现在这点苦算得上什么……” 当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都成人后，慢慢地领悟到了，母亲这些话是让我们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将她“坚强、宽容、正直、善良”的人生美德移植到我们身上。母亲像一条河，更像一座山，守望着子女人生的串串脚印，守望着子女人生的平安。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个全校有名的调皮孩子。可当真的一天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到校长点名批评的时候，惶恐使十几岁的我不敢回家面对父母。当母亲深夜从县城的一个角落把我拉回家的时候，家中等待我的不是呵斥和暴打，而是在那个年代很不容易吃上的一碗香喷喷的葱花鸡蛋面条和母亲哽咽着说的几句话：“咱们这种家庭的孩子不能不走正路啊！你是你们弟兄中的老大，你的兄弟要都跟你学，我和你爸爸在这个县还能直着腰做人吗？咱这个家还叫个家吗？”正是母亲的话，母亲的泪，使我的心灵第一次受到深深的震撼。让我在人生的懵懂时期，没有浑噩下去。现在回忆起来，母亲的那一次教育无疑是在我人之初时树起的一支人生标杆，使我一生受益。在这之后不久，我在作文本上为母亲写了这样一首诗：母亲是一把伞，为我遮雨挡寒；母亲是一盏灯，将我前行的路温暖；母亲是一根线，永远与子女的心相牵…… 正因为母亲这种正直的性格，决定了她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凡事讲原则，不会八面玲珑，更不会曲意逢迎，结果使母亲在“文革”一开始就成了走资派。造反派们几乎天天将她拉出来批斗，逼迫母亲承认“反党反毛主席”。母亲反问他们：“我一个山沟沟里的苦孩子，14岁就跑出来干革命，是毛主席、共产党让我入了党、当了干部、有了今天的好日子，我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看母亲不吃他们那一套，造反派就给我母亲戴上高帽子，挂上木牌子，批斗时扭胳膊按脖子，使母亲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一度头发都掉光了。后来，由于十分了解母亲为人的干部职工看不下去了，再开批斗会时很少有人去，造反派没有办法，只好宣布将母亲“挂起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沂南县岸堤区的高湖水库发生了重大沉船事故，一个小村的几十个青壮年淹死。此时又正值春节，一时间遇难的和周围村庄哀声遍野，谣言四起。天不黑就家家关门闭户，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当时当权的造反派们没招了，只好让那些被斗的老干部们出面，我母亲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时我是反对最激烈的，“造反派都快将你整死了，出了事想起你来了。谁不知道这种事又难又受罪，弄不好又给你头上安个罪状”。可母亲火更大，训斥我说：“都什么情况了还计较这些？什么事能赶上人命关天！”说完就义无反顾地走了。 我到现在都清晰地记得，母亲一走，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再没见到她，等再见到她时，只见母亲又黑又瘦，衣服脏皱得不成样子，还带回来一个同样又黑又瘦又脏的老太太。母亲告诉我们：老太太的丈夫、儿子都在这次沉船事故中死了，老太太也不想活了，是母亲说服了她，并将她领回来，安抚她的情绪，并尽可能地帮助她些钱物……老太太对我们不停地念叨：你娘是好人啊好人，天下难找的好人啊好人……在那人心不古、是非混淆的年月，说句实话是何等的艰难，老太太的一句“好人”包涵的内容，无疑是对母亲最真切、最大的褒奖，也使我们对母亲更增添了一份了解、一份崇敬。
1971年，我母亲被“解放”了，安排到当时沂南县一个区里任供销社主任。受了那么多的磨难，抗日时期的老革命被安排了个比芝麻粒还小的官，母亲却很坦然，而那耿直倔强的脾气丁点未改。一次趁她出差，在家的十几个干部职工私自将当时价值十几元的大瓷缸折价五角钱处理给了他们自己。母亲回来知道后，十分生气，把分缸的干部职工召集起来，强令人家退缸或补钱，惹起一片众怒。我们不由得一起埋怨母亲，可母亲却训了我们一顿：“怎么着，让我眼看着他们这样占公家的便宜不管？只要让我干一天，我就得这样办。” 眼看着母亲的不合时宜，再加上她每况愈下的身体，1976年她在全家反复的劝说下从岗位上退了下来，那一年，她还不到50岁。
母亲离休后，谢绝了单位的挽留，跟着父亲带着那十几个纸箱子回到父亲的老家———沂水县姚店子镇前武家庄。 少小离家老大还，父亲和母亲离家参加革命的时候都不到20岁。几十年过去了，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们的头发，脸上刻满沧桑，风里来雨里去，到头来支撑起的是依然清贫的家。但他们无怨无悔，比比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非常满足。所以尽管迎接他们的是朴实且清贫的山村村民的日子，他们还是感到非常适应。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像千百个农村老人一样，烧火、做饭、喂鸡、种菜，最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刚强变得絮叨———刚念叨完儿子、闺女，又开始念叨孙子、外孙…… 2005年6月，陪伴了父亲大半辈子的战伤终于将父亲带去了另一个世界。父亲和母亲，两个刚烈的军人的结合，使他们一辈子都显得那么不和谐。我们从小到大，没少听他们争吵。可谁都没想到，父亲的去世给母亲的打击那样大。我每次回家看望她，一直在她身边伺候的小弟总悄悄地告诉我：母亲又到父亲的墓地去了，母亲说她很快要跟着父亲去了…… 母亲终于没有熬过去年的冬天。对此母亲似乎早有预感。还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她忽然每天都将她的抗日纪念章拿出来，珍惜地拿在手中摩挲，口中喃喃地嘱托：我死了以后别忘了给我戴上…… 2010年1月9日，让我痛彻肺腑的日子。母亲走完了84年的人生旅途。她走得很匆忙，很突然。任凭儿女们怎样撕心裂肺地呼唤，她再没有丝毫回应。世界上最疼爱我、最牵挂我的人永远走了，我从此成了没娘的孩子。 2010年1月11日清晨，我们为母亲尽最后一次孝心，为她戴上她的抗日纪念章，送她远行……
逝者档案
姓名：张淑英
终年：84岁
生前身份：离休干部
籍贯：山东省沂水县王庄区古坟
坦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