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了姥姥我又心疼，多么坏的外甥啊，变着法儿不让姥姥老。  可是姥姥还是老了。  也不想想，一份新报纸才多少钱啊？废报纸这么值钱，那《南方周末》不早成了世界五百强了？  他们报社二十五周年庆的时候，我还在酒会上说：“我是贵报的副总编。”台下大笑，只有陈丹青“幼稚”地在那儿点头。哈，我这么一个大字认不了一筐的人怎么可能啊？我是指我在姥姥那儿是《南方周末》的副总编，我发她工资啊。结果第二天网上还出现了大标题：倪萍出任《南方周末》副总编。  “会写的不如会看的，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姥姥每天把全家翻得乱七八糟的报纸一张张地分类叠好，晚上交给我。有时我故意把叠好的报纸再翻乱了，她就仔细地又整理一遍，不厌其烦。每月的三十号，我这个三家报纸的“老总”都准时地给姥姥发四百五十块钱。每次我都把钱换成新的，姥姥一张一张地数好放进她的手绢里包好，再放进她的抽屉里。  记得第一次把这份工资交到她手里的时候，姥姥不接：“你留着吧，买个菜啥的。”  “这哪行啊？你的工资呀，你的劳动所得呀！我拿了你的工资，这不成了剥削劳动力吗？”  姥姥拿着工资的那份激动我是真看出来了。你想啊，姥姥在家工作了一辈子，没以自己的名字领过一分钱。年轻的时候孩子多，她没下过一天地。年纪大了，孩子都有出息能挣钱了，她拿的也不过是孩子孝敬她的钱。  姥姥这是第一次尝到了自己挣钱的快乐，喜悦无以言表，那天晚上几次拿出钱来要给我。姥姥的欢喜让我想哭，咱早就不差钱了呀，姥姥。  姥姥还是老了，报纸叠着叠着也挡不住昏睡了。我吓唬她：“人家要是知道你是个这么不努力不认真的员工，就得开除你，不给你活儿干了。怎么工作着能睡觉呀？”  后来听阿姨说，姥姥害怕了，嘱咐阿姨：“我要是睡着了，你就推醒我。现在下岗职工这么多，要不是你阿姨有面子，咱这份工作早就让人收了。”哈，老太太坐在家里还知道下岗职工多。

    是啊，姥姥叠报纸，阿姨念报纸，常常是念报纸的人念了错字，听报纸的人也听不出个错，还是在一旁玩的儿子纠正她们。三个人的学历加一块儿都上不了中学，这曾经是我们家的一景儿。 叠报纸也挡不住姥姥打瞌睡，我又布置了新工作。 “姥姥，我们单位回收瓜子仁，出口欧洲。质量要求严，不能用嘴嗑啊，要用手剥。仁要完整的，不能碎。剥一小瓶(普通的玻璃杯)十五块钱，你做不做？” 姥姥真是见钱眼开：“做，做！闲着也是闲着。” 第二天我就去买了五斤葵花子交给了姥姥。 葵花是姥姥心中的那一片向阳花，过去姥姥家院子里最醒目的就属院墙周围那十几棵向日葵了，它们在我心里是那样的高大粗壮。秋天果实最饱满的时候，它们也从未骄傲过，总是低着头弯着腰，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我和姥姥都喜欢向日葵，刮风的秋天，我们俩就趴在玻璃窗上看着它们在风中跳舞。姥姥说：“看它们嬉皮笑脸的样儿，鬼精鬼精的，不会说话，脑子可都有数哇！”脑子是指葵花里的瓜子，有数是指饱满。 “有数最后也得让咱吃掉啊！” “这就是向日葵的本事，它就是让你吃的，你吃了它你就成有数的人了。”姥姥认定葵花子吃了对人的脑子好，认定这个世界上就有奉献和索取之分。 姥姥又开始做第二项工作了。 天哪，那些日子家里弄得到处都是瓜子皮，尘土飞扬的。姥姥一整天啥也不干，除了吃饭就是剥瓜子，五斤一天就全剥出来了。 看着一大杯瓜子仁放在我的屋子里，我又掉泪了。以这样的方式还能让姥姥活多久？九十七岁了。 姥姥做事认真、诚信的本性让我感动。透明的杯子里能看见的瓜子一个是一个，想找个半拉的、破碎的都很困难。姥姥是拣了又拣、查了又查，不合格的都挑了出来。 晚上睡不着，起来看着这杯一粒一粒的瓜子仁。我把它们倒在桌子上，再一粒一粒地捡回去，偶尔放进嘴里嚼一嚼，咽下去的却是滚烫的泪水。 五十年了，心跟着姥姥一起走。小时候是她扯着我，长大了是我扯着她。我怎么从来没想到终有一天我是扯不住姥姥的，不是我撒手，是姥姥先撒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