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01版)

    八年的等待和煎熬

    “早上听着车声醒，晚上听着车声睡。”刘英说，他们早已习惯了道路拥堵时的车喇叭声，甚至也习惯了因为房屋占道周边居民对他们的非议

    张长福一直想弄清楚自己这块宅基地的价值。他听到小道消息，当地政府对这块地的出让金不低于3000万。  在头些年，他还找过拆迁办、乡政府，想为自己的房子得到一个合理的拆迁补偿价格，但相关部门始终没有给出安置房的解决办法，拆迁办总是答复“你们先把房子腾出来”。这在张长福夫妇眼里，完全是个“不负责任”的答复。  “只要我们一提出条件，他们就说那是不可能的，”妻子刘英愤愤不平，“没有诚意让你搬，什么条件都高。”  他们只能继续在这里凑合生活。八年来，房子不知道修过多少次，下水道也堵了，每天要往门口倒七八桶脏水，没有有线电视，自己架个“锅”还老是收不到信号，院墙下经常被堆上垃圾，流浪汉伺机在此方便。而最尴尬的是，每天必须赶往2公里外的西坝河公厕以解内急。  而长年累月的堵车，让附近的居民、过往的司机们愤怒不已。房屋的主人是谁？当地政府为什么不拆？这些问题经过口口相传，演变成各种传言。其中传播最广的说法是，这里住着老红军的儿女，很有背景，所以才能在北京城的黄金地段成为“最牛钉子户”。  张长福听到这些传闻后如鲠在喉，“我一老农民，我都不知道找谁去。”  “早上听着车声醒，晚上听着车声睡。”刘英说，他们早已习惯了道路拥堵时的车喇叭声，甚至也习惯了因为房屋占道周边居民对他们的非议。  张长福一家也很无奈：“因为我们的事情，给周围邻居的出行带来这么大的不便，我们很愧疚。”  在这片围墙内，他们的日子过得很难受。这对夫妻用“凑合”来概括这将近8年的生活状态：“尝尽了‘酸苦辣咸’，唯独不知‘甜’的滋味。”

    公共利益的损害

    有媒体计算，此处每月耗费的堵车成本高达240万元，而临

    近的国际村商铺有2000余平方米空铺因此路段出行不便无法出租，再加上周边环境污染、投资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已大大超出了张长福想要争取的“合理价格”

    其实，张长福还是准备好了随时从这里搬走，只是时机一直未到。  2005年，他曾一度看到搬迁的希望，但随后就死心了。那时阜通东大街曙光西路道路改造开工，道路加宽，必须要清除路中央占道的张长福一家。张长福以为既然是市政工程开工，那肯定能得到一个满意的价格，就去找了修路队几回。头一回，修路队的经理表示情况已经上报，后来经理和他都熟了，干脆说：“你

    们这事儿没谱。”  路继续修着，没人去找张长福，修到他家时，就直接绕过去了。但地下管道和线缆可绕不过，于是路修到现在也没有修完。  张长福说：“路没法修，区里说房屋所在地是太阳乡就要归乡里管，乡里说曙光西路是市政道路不归他们管，到最后谁也不管，这损害的是公共利益。”  就在等待中，公共利益遭受着损害。曙光西路这一段每天至少堵车两个小时。有媒体计算，此处每月耗费的堵车成本高达240万元，而临近的国际村商铺有2000余平方米空铺因此路段出行不便无法出租，再加上周边环境污染、投资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已大大超出了张长福想要

    争取的“合理价格”。  “房本上是150多平方米，按现在市价4万每平方米，也得补给我600多万，我要求不高，就是有一平米算一平米，”张长福说，“但是政府会为这点儿公共利益买单吗？这在他们看来是个赔钱的事儿，这里面没有商业利益。”  2010年7月5日，朝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在提供给媒体的《关于阜通东大街拆迁滞留户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中提到：“拆迁期间，两户因买卖农村宅基地房纠纷，影响了拆迁进程……长期以来，拆迁人一直保持最大耐心，不间断地做被拆迁人的工作，但不能满足被拆迁人的过高要求。”  拆迁似乎又要无疾而终。

    最后的拆迁裁决

    张长福夫妇显然不愿意八年来的辛酸就这样被一笔勾销，他们同意用房屋置换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坚持要走现在的市场房价标准

    一切主动要求都显得没有来由也没有底气，张长福夫妇只能被动接招。2010年11月8日，他们等到了朝阳区房管局下发的一份《房屋拆迁的纠纷裁决书》（以下简称《裁决书》）。  《裁决书》要求张长福夫妇在15天内腾空所有居住在该院子的住户，否则拆迁方腾龙公司可以向朝阳区有关部门申请强制拆迁。《裁决书》还提到，张长福可得到拆迁款大概84万元，可以按照2003年的均价4239元/平方米标准抵扣两套新纪家园的安置房，并且指明了安置房的具体门牌号码。  这首先是个好事儿，张长福庆幸政府部门终于有回应了，他觉得媒体的接连曝光，让有关部门按捺不住了，下决心把这事儿给了了。  八年都没拆，为何突然决定拆迁？对此，朝阳区房管局拆迁科负责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之前申请没有到，行政机关裁决要基于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一方的申请，双方必须有一方到房管局或者是主管部门提出这个申请，这次提出申请的是北京新纪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张长福夫妇显然不愿意八年来的辛酸就这样被一笔勾销，他们同意用房屋置换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坚持要走现在的市场房价标准。他们希望可以置换到两套两居室，并获得几十万元的装修费用。他们为此专门委托了律师申请行政复议。

    对此，朝阳区太阳宫街道办规划科科长吕英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果要按照现在的房价补偿，会侵害到当年那200余户被拆迁人的利益，同时“对太阳宫地区的拆迁造成不良影响”。  如今，刘英已经辞去了超市促销员的工作，专心在家里等候拆迁。但15天的期限早已过去，拆迁至今没有进行。

    等着他们来拆吧

    张长福很怕这次又黄了，他甚至担心有关部门在看到自己对裁决不满意后再次把他和他的房子晾在一边

    2010年12月29日，朝阳区房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称《裁决书》下达后的后续拆迁工作，已经全部委托给了腾龙公司，腾龙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正在等候法院的强制执行，“拆，肯定要拆，但得走一个法律程序。”  不过张长福心里很不踏实，他说他已经怕了有关部门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从来没有和他就拆迁补偿问题认真地面谈过。不过太阳宫乡此前称，已经在拆迁问题上与张家沟通过很多次，只是张家条件太高，始终未能达成意向。  “确实有人来过，那也只是走个过场。”张长福怕这次又黄了，他甚至担心有关部门在看到自己对裁决不满意后再次把他和他的房子晾在一边。  “我们想谈条件，但我们哪里有谈条件的能力？”这对每月领着乡里企业发放的630元工资过活的夫妇，连起码的法律常识都知之甚少，找律师还得托人介绍。  不过张长福夫妇并没有退路，即便他们同意了这份《裁决书》，事情仍然无法解决，因为这个院子里，他有四间房曾抵账给了北京市民赵某、葛某和卢某，而弟弟张长友的四间房也卖给了本乡村民刘氏姐妹。  “他们首先不同意。”张长福说，这几户人家虽然没有房屋的产权，但也要求拆迁补偿。其中葛某、卢某已与朝阳区市政市容管委会达成协议，分别拿到100万元左右的补偿后走人，但赵某和刘氏姐妹还坚守在这里，“他们也有自己的要求。”  记者在采访太阳宫街道办时，对方没有做出正面回应。而朝阳区房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则称：“以中央电视台对此事的采访节目为准，我们不再接受采访。”  “就等着他们来拆吧。”张长福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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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萃路“钉子户”搬迁

    经过四年“拉锯”，北京林萃路“钉子户”终于在2010年12月搬迁，户主徐景明拿到拆迁补偿款，搬到附近小区租房居住。 2006年，北京市规划委发布消息，“连接五环路与回龙观北街的林萃路将开工。”当年12月，徐景明家所在区域启动拆迁。拆迁单位提出对徐景明补偿180万元，徐景明提出索要补偿款580万元，并要求在黑泉村优惠购买三居室一套。双方未谈妥。 此后，由于徐景明未拆迁的房子正好位于林萃路中央，行驶至此的双方向车辆只能沿一条车道从房子旁边绕行，堵车经常发生。 搬迁后，记者在距拆迁地不远的宝盛北里小区见到了徐景明一家。他们所住的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金2500元。“住的时候希望赶紧搬走，真搬走了，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听说房子已经被彻底拆除后，徐景明感慨着。 坚守了四年，徐景明吃了不少苦头。路过车辆多，家里半天就能积一层土，还有人因为房子挡路，往家里扔石头。 “为了这个房子，我们老两口天天吵架，真的吵够了。”徐景明说，他们搬家时，准备找搬家公司，他打过去电话，对方竟然不知道地址，情急之下，他说：“我就是林萃路上的那个钉子户。”对方马上就知道地方了。他刚搬到租住地没几天，小区里的人还不知道他叫什么，但大家都知道一点，林萃路上的那个钉子户搬来了。  2010年12月17日，拆迁补偿款已经打进了徐景明的账户，但他不愿透露具体数额。 据《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