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石念军

    从2010年初开始，中外电影人就在中国电影票房“百亿”赛道上一路狂奔。年末，《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三部贺岁大片次第登场，全年电影总票房一举突破百亿大关。拨开“百亿盛宴”中的浮华和热闹，一部博得好口碑又成功赚大钱的商业巨片如何炼成？我们试着从《让子弹飞》热映以及由此引发的全民解读中一窥端倪。

    “有趣、好玩，这些解读，比《让子弹飞》还好玩。”孟七看得乐呵呵的。

    “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麻匪劫了……”  “做夫妻最要紧的是什么？恩爱；做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忍耐！”  “我们没胆子剿匪，但是借剿匪敛财的胆子还是有的，而且，还很大。”  到现在还没有去看《让子弹飞》，在济南跑销售的孟七感觉OUT了。周边的人都在说张麻子，模仿台词“造句”，每个人都在兴奋地讲述自己心中的“子弹的故事”。  终于，在一个晚上，孟七将自己关在2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打开电脑，搜出了《让子弹飞》的网络高清版。  看完这部片子已经是1月5日凌晨，孟七伸了个懒腰，嘟囔了一句，“那一年，我也十七岁……”  那是汤师爷的“17岁”，硬生生让张麻子给噎回去了。  现实中的孟七已经29岁了，大学毕业五六年了，在一家小公司里当推销员，卖工艺品，月收入不到2000元，谈了女朋友，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房子是个大问题。  “谁穷，谁就是穷人！”在电脑屏幕上看《让子弹飞》，让孟七感受到当穷人的滋味。这样的电影，当然是在电影院里看过瘾，和女朋友一块看，得花120块钱，兜里的“子弹”不多，当然要省着点用。  孟七爱看电影，但他几乎从不花钱去电影院看———在他的话语里，“子弹”其实就是钱。他曾经迷恋网络游戏，游戏里的“子弹”都是用钱买的，有钱就有子弹，子弹越多，也就意味着钱越多。  这让他完成了对《让子弹飞》的第一个解读，“让子弹飞，不就是让钱飞吗？”他顺手查了一下《让子弹飞》的票房———截至4日凌晨，收入5.4亿元。  “姜文牛啊，硬是站着把钱赚了！”  趁着热乎劲儿，孟七又上了豆瓣网。他惊讶地发现，豆瓣网的影评里，光《让子弹飞》的评论，就有超过17万人次。  “辛亥革命的旗帜，影片结尾驶向远方的列车，选择主流价值观的故事表达自己独特的情怀……仔细体味每一个隐喻和表现手法，真是让人拍案叫绝，服了！”  有网友说，他在看到六子死的时候掉了眼泪，因为“忽然想起之前的民工开胸验肺，电影中六子有兄弟们给他讨个公道，而现实中谁给民工们公道？”  还有武举人说的、能把黄四郎折磨死的“九种死法”，有“躲猫猫死”、“滑倒死”、“喝水死”、“做梦死”……  孟七喜欢上豆瓣网，什么千奇百怪的思想在里面都算不上奇怪，他就好看个热闹。这里面说，80岁老头都看《让子弹飞》，也有人称自己连看了10遍《让子弹飞》。  当然，影迷们在夸《让子弹飞》时，顺带会挖苦冯小刚和陈凯歌两句，说《非诚勿扰2》是在“卖弄京派幽默”，《赵氏孤儿》是“在端知识分子的架子”。不过，它们的票房也都过亿了。  “有趣、好玩，这些解读，比《让子弹飞》还好玩。”孟七看得乐呵呵的。

    ■研究者 王颖

    姜文很聪明，他把握住了大众心理。

    全民解读热潮的迸发，使得《让子弹飞》不仅仅是一部电影了。  《让子弹飞》首映日，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电影学副教授王颖与同事一起参加了看片会，看电影时，大家一次次迸发出了开心的笑声。这种场景，已经久违了。  “姜文胜利了！”作为电影评论专业人士，王颖常常要扮演理性的批评者角色。她按照电影学的理论，解析了一番“姜文的胜利”———  “一部电影能否取得票房上的成功，除了导演的表现，还跟放映时机、国民心态有很大关系。姜文很聪明，他把握住了大众心理———观众可以透过他的影像表面，反观现实。”  “当观众置身于漆黑的环境中，被迫固定在某一座位上，从唯一的光源中将目光投注于银幕。一些人希望在自己近似的身份定位、经历和情感中获得心理满足，另一些则借着黑暗，光明正大地偷窥迥异于现实的另一世界。古往今来，爱恨情仇，生死离别，电影票就是一个让你做白日梦的入场券，凭票入场，各取所需。”  王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描写乱世传奇的《让子弹飞》，更适合大众解读。  姜文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最喜欢的中国历史上的三个时期，一是春秋、二是魏晋、三是民国时期。  在王颖看来，姜文喜欢的这三个时期都是乱世。而乱世，一方面是社会秩序的无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思想上的无拘无束，这也是出大家的时代。姜文的这部电影叙说的故事恰恰发生在民国时的北洋军阀时期，快意江湖，杀富济贫，匡扶正义，这与网络空间和游戏空间里的宣泄，作用是一样的。  相比之下，陈凯歌借春秋时期的社会图景将《赵氏孤儿》拍成一部道德传奇，借以展露自己的理想和家国情怀，那种剥离了现实苦难的理想化叙事，甚至不能像《非诚勿扰2》的黑色幽默那样，带给人们关于现实生活的生存智慧。  王颖认为，目前，25岁-35岁的人构成了当下中国内地电影院线的主流观影群体。这一批人自童年时代就迎来了改革开放，成长履历中绝少阶级观念。相反，他们拥有更多的感性参悟。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了最为快速的社会变革，在这种激荡的变革中，或者成功上位，或者不堪重负。当网络表达日渐成为主流，他们习惯了在网上对现实生活进行直观表达。  “从某种程度上说，观众需要像《让子弹飞》这样一个有着传奇外表，却可以进行多角度解读的电影；从另一角度上讲，内地缺乏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王颖认为，全民热捧《让子弹飞》，这反衬出内地电影的无力与无奈。

    ■导演 张元

    只要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断然不会看完一部影片就随波逐流。

    自打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拍摄灵感开始，张元就从中体味到了不尽的甘苦。 元月4日下午，在北京三里屯一栋居民楼的工作室里，张元点燃一支烟，慢条斯理地跟记者讲述起他作为“独立电影”主力时期的记忆。 开启中国“独立电影”时代的张元，也被称为“地下电影”工作者。他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之后，开始筹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因无法获得任何一家电影厂的厂标，最后只能以独立制作的方式完成拍摄。 《妈妈》讲述的是一位母亲抚养智障儿子的真实故事。张元希望通过对社会边缘人物的关注，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但一开始，这部电影就触碰到了禁忌。 那时候，中国电影体制延续的还是前苏联模式，“把电影看做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工具”，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制作电影。也就是说，除了这16家电影制片厂，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投身电影制作。 《妈妈》成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那时候，张元的感觉不是担忧，而是恐惧———个人怎么可以拍摄电影呢？ 一晃20年过去了。自2000年或再稍晚一点开始，大多数电影制片厂都不制作电影了，现在拍电影的，都是像华谊兄弟这样财大气粗的民营公司。而像《北京杂种》里拍的摇滚乐，现在已经可以光明正大地演出；《东宫西宫》探讨的同性恋，现在也已经可以摆到台面上来谈…… 但落在电影人身上的阴影，并没有散去。 被圈内视为很主旋律的电影导演陈国星，如今正在拍摄制作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已故党委书记沈浩为原型的电影《第一书记》。陈国星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你拍商业片可以，你一旦严肃起来就不行，你一用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就是找事。” 很多电影在题材上就被限制死了。陈国星认为，这阻断了电影和观众交流的直接路径。 即将拍摄的新片《有种》被张元视作17年前拍摄《北京杂种》的一种延续。《北京杂种》以当时的崔健、何勇、刘小东等一帮文艺青年的行为为主体，讲述了那一代青年人的躁动与追索，影片至今未公映。17年后，张元筹备的新片《有种》，本月15日将在北京开机，剧本顺利通过审查。 “实际上，在选择的时候已经开始自我审查了，然后开始思考。先把自己的东西审查一遍，当然每次都要修改。”张元说，只有适应了这一尺度，自己拍的电影才有可能走进影院，才能与观众交流。 张元拍的片子至今仍有多部不能在国内公映，他自己也从中不断总结，什么样的片子可以公映。张元说，这个状况存在那么多年了，既然要在这个环境中创作，就必须遵从这样一个规则。 张元也隔三差五地和电影管理局的人交流，他说，“在中国，你也知道的，人和人坐在了一起就是朋友。”但人与人的友善，并不能突破壁垒，尽管私下里大家是朋友。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曾在著作《90年代禁片史》里提到——— “电影拷贝交付电影管理局后，送拷贝的创作者或投资人没有正当渠道了解谁将看或已经看了，只能采取通过朋友打听等非常形式。当电影局的修改或其它意见下达之后，经常无法知道到底谁看了、意见是谁写出来的。而参与审查剧本或影片的，有时远不止电影局一个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很多。” 张献民提到《爱情麻辣烫》这部片子，牵涉儿童题材，要请妇联的同志审看。这部片子在有关部门的意见下删掉了两个高中生天黑后站在学校自行车棚的一个镜头，原因是“未成年的一男一女，不可以在没有成年人陪伴的情况下，在那么个不明亮的角落呆着”。 “什么是电影？说到底，电影就是创作者的一种感情的宣泄和表达。”张元说，电影既不能安邦又不能治国，哪有那么大的作用？这让他更加呼唤电影分级，“只要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就会对事物有着自己的判断，断然不会看完一部影片就随波逐流。” “大哥，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我一向都是被动。”这是《让子弹飞》里的一句台词，但没有人真正喜欢被动。在豆瓣网上闲逛时，孟七意外看到了北大学生转述课堂上请教戴锦华如何评价《让子弹飞》的话，不禁哈哈笑个不停。 这位北京大学教授的评价是：“姜文变了，但他还是站着把钱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