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说：“你小时候那脸皮呀，比城墙上的砖还厚一层。”

    每到这时候，总是姥姥最先挤出人群上台把我抱下来，每回姥姥都说：“这孩子，像谁呀，咋不知道害羞呢？她爹妈可不这样。”

    在姥姥眼里，闺女家可不敢这么疯癫，她真担心我日后会成了“戏子”。

    “脸皮厚、胆子大”的我真应验了姥姥的担心，长大以后我都读了艺术学院了，姥姥还总说：“不好，不好，演戏这工作可不好，好吃懒做。”那时姥姥眼里在农村最正经的工作就是做个扛着锄头、一天能挣十个工分的农民吧。我的户口在青岛，是个城里的孩子，姥姥盼着我能像郝建秀那样戴着白帽子，在纺织厂做个女工。

    戏台带给我童年生活的快乐，可不光是演戏呀，戏台就像如今孩子们眼里的游乐场、万花筒，孩子们想要什么，那戏台上就有什么。最神奇的是那块儿像白布单子一样的银幕，怎么一束光打上去就有活人在上面动啊？

    这个叫电影的东西竟然是那么神奇！看电影的大人们全都盯着它，它是用什么法子让人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碰上大风天，银幕被刮得快要倒了，银幕上行走着的人也像快要倒了似的，人们就笑得更欢了。真想不到也就十几年之后吧，我就登上了这个叫电影的银幕，是水门口引领着我，还是姥姥说的“脸皮厚、胆子大”？ 

    戏台简直就是一个欢乐场，有时候电影还没放完，放映员就大声嚷嚷：“今天就到这了，下回再接着演。”原来他少带了一盒胶片，村里人谁也不说啥，一哄就散场了，下回准能补上。

    戏散了，电影演完了，大人们扛着孩子、搀着老人、拎着板凳就回家了。和明亮的戏台相比，回家的路又黑又长，走也走不完，有时干脆闭着眼，扯着姥姥的衣角走，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夜里好多孩子都尿了炕，玩得太快乐了、太累了。

    水门口的山、水门口的水、水门口的淳朴民风养育了我，我天性中最自由的部分，最美好的基因都被开发出来了。六岁的我就会锄地，就会栽秧苗，就会收割了。上河里洗衣服，从抹布到床单我都敢往河里拖，洗干净了的衣服晒在大石头上，一会儿就干透了，给姥姥刷的鞋挂在树杈上，远看像是一个人在跳芭蕾舞。

    姥姥说爱干活的我挡都挡不住，谁能解释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能解释。因为我当时说了一句六岁孩子无论如何说不出的话：“姥姥的脚还没有我的大，走路干活多累呀！”我心疼姥姥。姥姥说她从裹上脚的那一天开始直到她小外甥说出这一句话，她那委屈的心呀一下子松了，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谁想过小脚女人的苦啊？

    姥姥说我是赶上好社会了，要不，一米七三的我裹上小脚？天哪，踩高跷了！至今我不敢演古装戏，好几部戏找我演慈禧我都婉拒了。穿上厚底鞋，戴上头饰，一米八几的慈禧？

    秋天收苹果的时候，舅舅用梯子把我送到最高的树杈上，我从不知道害怕。最上边的苹果光照时间最长也就最甜，我一定是把最红的那一个先摘下来装进裤兜里，下了树就往姥姥嘴里塞，我觉得家里最该吃好东西的人就是姥姥。

    我们的“骨肉相连”是不是就这么一点一滴积累的？我不知道。从七岁回到青岛母亲身边读书到十七岁离开青岛去济南上学，十一年的城市生活在我脑子里常常是一片空白。

    母亲的严厉、规矩使我很紧张，城里的好生活让我觉得不自由，总有客居他乡的感觉。我努力地读书、刻苦地考个高分只有一个目的：别让母亲不满意。

    慢慢地我变成了和在水门口时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了，不太笑、不太说话、不唱歌也不跳舞，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空想，想姥姥、想水门口。每天就是学校、家，家、学校，外面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无数次地想，等长大了自己说了算了，一定回水门口当个农民，过一辈子守着姥姥，拉着风箱、收着麦子的日子不也挺好吗？

    母亲从没有打过我，可我却那么怕她；哥哥挨了太多的打，可他从不怕母亲。母亲不在的时候我跟哥哥总是说“你妈”如何，我说姥姥也总说“我姥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