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客隆，在济宁的商业发展史上曾有着浓重的一笔，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受体制的制约，在上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吉客隆开始走起下坡路，企业资不抵债，几处还在营业的产业也在勉强维系着，毫无效益可言，没有了后劲和活力，上千员工的生存也成了问题，从那时起，“吉客隆时代”宣告破落。

    当生机勃勃的民营资本遇上了停滞不前的国有资产，一个美丽的传说开始绽放。2009年7月，济宁九龙贵和集团正式对深处困境之中的吉客隆进行重组。随后，枯树逢春，一个个新芽破土重生，仅仅4个月，贵和·吉客隆超市开门纳客；又是短短的8个多月，高规格的邹城九龙贵和购物广场正式开业运营……

    昨日的辉煌

    上世纪80年代，济宁城区的太白中路，吉客隆的前身———济宁地区副食品公司就坐落在这里。在公司旁的副食品商店内，1000多平方米的经营面积，各种名烟、名酒整齐地陈列在货架上，营业员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情，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

    李振东，1984年调入当时的济宁地区副食品公司工作，可以说，他见证了这里的发展过程。“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的后期，对于卖方市场占主宰地位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日子很好过。”李振东回忆道，由于当时的商贸流通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副食品公司由于有它相对占优的渠道，商品根本是供不应求。

    从济宁副食品公司，到改名后的济宁糖茶站，之后济宁酒站并入其中，统称为糖酒茶总公司，属于济宁市商业局的一家下属企业。1999年前后，济宁糖酒茶总公司与济宁蔬菜副食品公司等几家公司进行合并，正式成立山东吉客隆集团，归国资委管理。“1998年，在位于任城路繁华地段的一栋高层建筑上，济宁首个仓储式超市———吉客隆商城开业了，这在当时的济宁，绝对引领着最现代的消费方式，超市每天都是人潮攒动，由于这种高规格的超市在当时的济宁市场还没有，生意好得不得了。”时任吉客隆商城副总经理的李振东告诉记者。

    从副食品公司到吉客隆集团的成立，数家吉客隆超市遍布济宁城区及一些经济发达县区，每处门店都是一如既往火爆。“吉客隆绝对是个好单位。”1996年进入该集团的职工何鑫说，“每天都是顾客盈门，很多商品卖得非常快，一天要补好几次货，奖金和福利都挺不错的，很多人都想进来工作。”

    遭遇“滑铁卢”

    这样的好日子维持了有几年的光景。

    “吉客隆挂牌还没多久，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李振东告诉记者，进入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整体开始走下坡路，吉客隆也不例外。当时，作为一家商贸流通企业，进货当然需要大量资金，他们每年都要从银行贷大量的款，随着债台高筑，银行也意识到贷出款项的风险性，逐步都把吉客隆列入了“黑名单”。

    “回想起吉客隆的没落，虽然这中间也存在一些历史因素与经营失误，但资金链断裂是其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时任吉客隆集团总经理的李新华认为，从2000年开始就没有钱了，下面10家分公司一家接着一家倒闭，以后的处境越来越差，位于济宁城区、兖州、邹城的吉客隆超市还在勉强维系着，但是货物根本跟不上，经营也越来越差，职工工资也发不下来，整个集团的净资产已经负了几千万元了。

    当然，大量外埠连锁超市的接连入

    驻济宁，也给吉客隆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从2000年开始，时代超市、世纪联华、赛玛特等国内知名超市接连开业。“与吉客隆这种传统的本土商贸企业来讲，这些连锁超市在经营管理、资金实力、进货渠道、卖场环境及商品营销上都有着极大的优势。”李兴华对记者说，兵败如山倒，不足一年的冲击，吉客隆的经营状况就显现出了一片颓势。

    李振东告诉记者，从2000年就发不出工资了，集团由于岗位越来越少，大量的职工与集团办理了“两不找”，开始自谋生路。 

    据李新华回忆，到了2009年，整个吉客隆集团有职工1179人，工人工资不能正常发放，拖欠了大量的养老金，整个集团的资产达负4000多万元。

    重组后的新生

    绝境中求变，作为当时吉客隆集团的当家人，李新华感到了身上担子的重大，如何能够使吉客隆重获新生，成了李新华和吉客隆领导团队的一大

    心病。

    “当时，我们找了很多国内外的大企业进行洽谈，希望能够通过重组、合作的方式，救活包袱沉重的吉客隆。”李新华告诉记者，当时与很多家大集团进行过接触，由于当时的吉客隆集团旗下还有几块土地，都是优良资源，但是大量的职工、对他们的欠账及对银行的欠款，却又是极大的包袱。

    2008年，在济宁市政府、市国资委的推动下，吉客隆集团开始与九龙贵和集团进行接触。

    随后，双方多次就重组问题进行磋商、谈判，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对吉客隆的职工全部进行安置。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2009年7月28日，济宁九龙贵和集团与山东吉客隆集团签署重组协议，投资1.8亿元分别在邹城、兖州吉客隆公司的基础上各建一处3万平方米以上的购物中心；投资3000万元在济宁市区建设一处两万平方米以上的五层商场，对山东吉客隆有限公司总部院内扩建到约3000平方米两层商场，对其他经营网点进行改建、扩建。

    “目前，除了内退、买断的人员外，其余申请上岗的职工全部安排了工作岗位。”李新华告诉记者，在太白楼中路上的贵和·吉客隆超市，开业已经满一年了，从管理层到一线员工，全部为原吉客隆员工，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支团队，从最初的日均销售额不足万元，到现在的日均销售额近10万元，原来的吉客隆又焕发出勃勃的生机。1月6日，在邹城吉客隆的原址上，一座高规格的贵和购物广场拔地而起，开业当日，日销售额就高达800余万元，这标志着，双方的重组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吉客隆涅槃重生。

    “此次重组将有效促进山东吉客隆集团体制和经营机制的转换，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济宁市国资委副主任林晋告诉记者。

    “重组谈判，最先达成的是人员安置问题”

    “当时进行重组谈判时，双方最先达成一致的，就是吉客隆人员的安置问题。”在谈及当时九龙贵和集团决定重组吉客隆集团的情景时，济宁九龙贵和集团副总经理陈建民告诉记者。

    双方的合作由来已久，九龙家电在邹城租用的店面，就是吉客隆邹城店，从2001年进行合作，到现在已有近10年的时间了，有着很深的渊源了。“重组后，我们不认为这些员工是企业的负担，相反，我们恰恰认为，他们是企业长远发展的一笔财富，是企业发展的新增长点。”陈建民认为。

    “人员问题向来是重组最头疼的问题，很多企业在重组时，宁可付出更多的成本，也不想背上‘占地工’的包袱。”陈建民对记者说，18年的发展，九龙贵和集团逐步膨胀，店面越来越多，作为一家有着5年百货经营的集团，品牌在当地也已经深入人心，在扩大经营的同时，必然需要充实大量的人员。“据我了解，在吉客隆集团举步维艰的那几年，很多职工都迫于无奈，走上社会谋生，尝尽人生百味，相比于很多刚刚走上岗位的年轻人，他们更懂得珍惜，更富有责任感，也更加渴望一份归属感。”

    “我们当时就是把握两个原则，第一，九龙贵和作为本土商贸流通民营企业的龙头，首先要保证‘一帮一、一对红’，第二，对吉客隆的承诺要兑现。”陈建民说，当时，给上岗的350余名员工承诺的是，月工资不低于850元，承诺的虽低，但是，目前除去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根据岗位不同，他们的工资普遍能达到1200元-1400元，待遇与九龙贵和集团的员工没有任何区别，让他们感受到，他们就是企业的主人公，就是自己人。

    “目前，很多优秀的原吉客隆员工都脱颖而出，成为了集团的骨干。”陈建民告诉记者，因为集团的需要，置业公司、贵和、九龙有时需要从吉客隆调人。“李媛媛没有高学历，之前就是一名一线的收银员，但是，她周周收款最多，发现问题最多，因为她的踏实、努力，得到重用，调到会计岗位上。”

    说起开业已经一年多的贵和·吉客隆超市，陈建民深有感触，“还是那个团队，还是那个平台，给他们配置最好的硬件，让他们放手去干，用业绩来说话，事实证明，这帮伙计们绝对是有战斗力的。” 本报记者 马辉

    何勇，今年刚过不惑之年的他，是贵和·吉客隆超市的一名仓库保管员，1993年进入市糖酒茶总站工作的他回忆起以往的经历，在常人听来充满波折，但是他讲述这些事情时，表情却始终十分的平静。“现在挺好的，工资按时发，按时上下班，给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单位有很多老伙计，感觉踏实多了。”何勇告诉记者。

    1993年，何勇23岁，由于当时在市糖酒茶总站工作的母亲退休，何勇从市齿轮厂调入糖酒茶总站“顶岗”，并成为了这里的一名一线售货员。“当时感觉很高兴，毕竟糖酒茶站是个好单位，收入和福利都不错，很多人想进都进不来。”何勇回忆道。

    但好日子也就那么四五年，2000年以后，吉客隆集团开始走下坡路，工资慢慢也不能按时发放了，企业效益十分差。“从2003年左右，我在集团办理了‘两不找’，自己开始寻求生计。”何勇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他干过很多职业，跑过销售、卖过饸饹面、在一家药厂干过压片工，“都是临时的工作，月收入也就几百元钱，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何勇无奈地说。

    让何勇记忆最深的就是卖饸饹面的那段日子。 

    “那是2004年，正巧当时附院的新大楼正在建，每天都有很多的建筑工人来面摊吃饭，生意一度还不错。”何勇说，那段时间，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了，买菜、和面、煮汤，挺辛苦的，大约过了一年，来吃饭的人少了，房租到期了，也就不干了。 

    一直到2009年的9月，何勇当时正在一家私营药厂干临时工，负责在车间里压药片。“当时接到了吉客隆的电话，说是被九龙贵和集团重组了，于是我便辞了职，赶到集团去培训了。”何勇对记者说，现在，他负责看管超市的仓库，跟前几年在外边“漂泊”的日子相比，感觉踏实了，安定了。“没什么心思了，干好本职工作，别出什么差错，对得起这份工作。” 

    本报记者 马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