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就给姥姥寄了十块钱，那时我的工资是二十一块钱。我知道姥姥太需要钱了。  十块钱，姥姥收到的欢喜堪比现在的十万。而对我来说，心里的抚慰远远超出了姥姥的喜悦，是十万的十万。  我太知道姥姥的穷了。  小时候村里来了货郎，不懂事的我能从村东头跟到村西头。眼睛总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头绳，偶尔也看一眼包着玻璃纸的糖豆。货郎走了我才回家。  每次姥姥都摸着我的头说：“等下次货郎来了，姥姥说啥也给俺小外甥买根红头绳。”  下次的下次姥姥也没买，姥姥一分钱也没有啊。  妈妈每个月来信都说，需要钱我就给寄去。  “姥姥你为啥不说需要钱呀？”  姥姥每次都说：“在城里过日子，少一分钱也过不去一天。在咱乡下没有一分钱也能过到年底。勤快勤快就能填饱肚子，挖筐山菜还能吃顿包子。你妈挣个钱多不易啊！”

    那时候连买点灯油的钱都没有，太阳一落山姥姥就点起了月亮。没有月亮的夜晚，姥姥心里那盏灯就亮了，她会讲起许多神话故事，讲来讲去都是些善良的人最后得了个金元宝，凶狠的人最终穷困潦倒。我也常问，姥姥不也善良吗，怎么没有金元宝？姥姥说有啊，就是你呀。  很小的我也真想变成金元宝给姥姥花，让姥姥吃最好的饭，穿最漂亮的衣服，住最好的房子。这一切在我长大以后都实现了，我真的成了姥姥的金元宝了。  我算挣钱比较早的那一拨，没挣过什么大钱，小钱却一直不断。我也是个存不住钱的人，有多少敢花多少，我总是相信我只要想挣钱，分分钟的事，从来没有对钱恐惧过。  姥姥总说那些老理儿：“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要受穷。”  姥姥看着我大把地花钱总是心疼，穷怕了，总是担心以后的日子政策会变，再回到从前。我告诉她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没挣过钱的姥姥永远弄不清我说的这个“定律”。  三十多年前我去珠江电影制片厂拍《山菊花》，获得了当年小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金六百块。多大的一笔钱啊！我给姥姥买了一块日本西铁城的小手表，那年月我自己还只戴了一块上海牌大手表，这是我去济南上学时妈妈送我的。姥姥说什么也不要，“一个大门都不出的老太太戴个小洋表，叫人笑掉大牙”。  姥姥的内心是喜欢手表的，戴手表的女人是职业女性啊。小时候，姥姥常在我手腕上画一块儿表，出去玩疯了回来晚了，姥姥就指着我手腕上那块“表”说，你没看看表都几点了？  姥姥的表一辈子就是太阳，看看太阳的角度就知道啥时候该做饭了。姥姥一生都没戴过表，可时间永远在她心里。  姥姥从二十年前就跟我来北京了，我领着姥姥吃遍了北京最贵的饭店，给姥姥买过最贵的镯子。我自己还没有钻石的时候就给姥姥买了，我发着狠地给姥姥花钱。坐火车买软卧还要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单位介绍信的时候，

    我就开始带着姥姥坐软卧。 这一切一切都因小时候的那根红头绳，那些难以忘记的穷日子。 姥姥终于给我买了，是用四个鸡蛋换的。 姥姥苦苦央求货郎，可人家不要鸡蛋：“大娘，我还得挑着担子走好几个村啊，这鸡蛋到家不都碎了吗？” 姥姥把生鸡蛋回家煮了再去央求人家，人家还是不要。“大娘，我这大男人哪能吃鸡蛋呢？不坐月子、不生病的吃了不白瞎了嘛！” 从村东头说到村西头，红头绳终于说回来了，不懂事的我臭美得满村飞。现在想起这些还想掉眼泪，我就是这么着在姥姥的娇惯下长到六岁回青岛上的学。 以后每年的暑假我都回姥姥家，认字的我想着法儿给姥姥挣钱了。掉在地上的小苹果我捡一篮子，逢赶集的时候就在村头卖给过路的人。一分钱四个，一篮子一上午就卖完了。 那年月，村里谁都不敢“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这个城里来的小外甥是胆大妄为呀！我不管，一心只想让姥姥有钱花。等一大把“银子”交到姥姥手里，盐钱、灯油钱就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