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之徒们(那些疯狂的日本军人)如果这么容易就被“震慑”住，那就不叫亡命之徒了。他们最爱干的事就是无事生非。现在你有事了，他当然更疯狂、更亡命。虹口公园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在敏感时间发生的一个玩火举动。我们看着爽，但其实真的很危险。 因为时间不对。此前，正是两军交锋之际，所谓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主将殒命，必然会使日军军心大乱。 然而这是在停战期间，双方已经在谈撤兵的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对日本军队中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好战分子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这是第二个萨拉热窝事件。在日本国内和上海，已经有些人在蠢蠢欲动，想找中国人的麻烦，并借此引发更大争端。 实际上，从后来披露的事实来看，也的确有国人在幕后参与策划，甚至19路军的主要将领和有“中国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都在里面。据说是他们联合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安排了这次刺杀行动。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中朝之间的关系。中国民间抵制日货起于“济南惨案”，但大规模行动则是从万宝山事件朝鲜屠杀华侨开始的。当年南京政府曾派人化装成日本学生到平壤进行调查，看到满街都堆放着华侨的商品，连车都开不了，其状甚惨。 万宝山事件从本质上说是日本发动的一次有计划的挑唆，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中朝民间就达成共识，把仇恨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朝鲜流亡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得到中国方面的保护和支持。 在虹口公园谋刺案中，由于刺客尹奉吉坚不吐实(这一点朝鲜人一向很为硬气)，负责刺杀行动的朝鲜领导人也在事后成功逃脱，导致日本人手里并没掌握中国参与其中的真凭实据。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正好碰到了一件让他们更头大的事。 那就是虽然在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出来，但外面有李顿调查团找麻烦，里面有东北义勇军一拨一拨地翻江倒海，关东军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急需上海这边调兵过去支援。 也就是说，至少政客们(包括那个以强硬出名的松冈洋右)已经都清楚，日本在上海再也玩不起了。所以犬养首相给重光葵发指令，要求后者其他的先不要管，想办法尽快结束上海停战谈判要紧。 在识大体、顾大局这方面，日本政客的表现要比军人强多了。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就很有觉悟，知道与“满洲的前途问题”相比，“上海事件”的确不能再拖下去了，需要“适可而止”，否则，“势将为国家前途招致不可挽回的灾难”。 真正对上海停战谈判起到推动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国联。有颜惠庆在国联周旋，“十九国委员会”当然是有意无意帮着中国人说话的。他们针对上海时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虽然没有明确日军完成撤退的时限，但规定这个时限可由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决定，“如遇一方要求时，有权宣布日军合理完成撤退之时机”，而委员会在做决定时，可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方案其实是很有些门道在里面的。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是由中日和英美法意等国共同组成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是说只要大多数国家都同意了，日本就算不同意也没用。 “如遇一方要求”，没说是哪一方，中国可以，日本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有权”和“合理”这两个词。中国要求3个月撤军，委员会说合理就合理。日本要求6个月撤军，委员会说不合理就不合理。 中国外交部看到这个草案后，马上就同意了。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也看出了其中的玄妙。外相芳泽专门给国联发了个电报，声明坚决反对这个决议草案。 眼见日本不上套，英国人又跑来协调。英国人虽然不读《论语》，中庸的思想倒是被他们吃透了。这回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你不是对决议草案有意见吗，那我给你拿掉一条，修改一条。 拿掉的这条是“少数服从多数”。修改的是日本撤军期限，明确为在“最短期内行之”，也就是虽然不规定你什么时候走，但越快越好。这就算是给日本人留了面子。中国同意了，日本也同意了。于是，折中方案被上报“十九国委员会”，后者以此为基础，拟订了上海停战和撤军的决议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