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国联大会对“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进行表决。除日本弃权外，其他各国都投了赞成票。国联大会不是理事会，没有什么要全体通过的规矩。弃权的就等于没来，因此结果是一致通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5日，双方代表在《淞沪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至此，上海战事和相关谈判全部结束。在这场大会战中，中国军队共计伤亡13000余人，日方公布自己的伤亡数字为3000余人。

    我发现，在很多历史著作中(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权威客观的论著)，一个是战役本身，一个是谈判结果，其评价竟然是冰火两重天。

    前者主要是褒。最权威的应该算是国学泰斗章太炎的评价。他说，从清代光绪皇帝开始，我们国家在战场上与日本一共遭遇过三次，即中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会战，只有这一次取得过大胜(“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章太炎的话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这个人说话很直，当年他与孙文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也曾毫不避讳地当面对这位战友提出批评。

    章老还有一段很精辟的话：“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19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他认为以国内地方部队的实力来看，可与19路军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个西北军。

    当时的西方人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人也这么能打仗，并概括参战中国士兵有三个特点，即铁足、夜眼、神仙腹。

    铁足，就是脚板子硬，所谓行军不怕远征难，日军用汽车、轮船装了跑，他们就靠两条腿，累得七荤八素，倒在阵地工事上照样瞄准射击。夜眼，就是会走夜路，长于且敢于夜战。神仙腹，不是说他们有弥勒佛的大肚子，而是说他们不吃饭也能打仗。

    其实这后两样都是让鬼子给逼的。白天有日机和大炮轰炸，打起来也不痛快，那就不如晚上干仗了，毕竟只要顾地面这一头。同样道理，前线官兵只能吃两餐，即拂晓前日军的飞机大炮开工前吃一顿，然后就得等到天黑，再补吃一顿。

    这些特点，强悍的西北军也曾一一具备，可惜在内战(中原大战)中就打没了。

    总之，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对这场仗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为打得好、打得爽，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我看到最多的，无非就是有的说19路军功劳最大，有的说第5军打得也不错，还有的说义勇军甚至后方群众和学生更没闲着。

    这个我认为问题不大，都是中国人嘛。打仗的时候不分彼此，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何须分得那么清楚。让人看不太懂的是对谈判结果的评价。不少书上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四个字：丧权辱国。我认为，这四个字不能到处滥用。

    中日甲午战争，那是丧权辱国，又割地又赔款，除了丢脸还是丢脸，除了吃亏还是吃亏；“九一八事变”，那也是丧权辱国，没有真正打起来，最后窝窝囊囊地把东北大好河山都丢给了日本人。

    “一·二八”会战呢，我们该用能用的资源几乎都用了，该上能上的人也几乎都上了，跟日本人打得死去活来，弄到最后还是落得一个“丧权辱国”，那我们当初还瞎起个什么劲？这么多爱国将士岂不是都白白流血牺牲了？

    打仗毕竟不是在玩电子游戏，是为了达到双方的政治目的。这是被称为西方兵圣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同样，什么样的战争结果也直接决定着谈判桌上的得失进退。

    章太炎所说的“大捷”其实主要还是指局部的“大捷”，比如第一次庙行大战，可以称得上是大捷(实际当时也有些宣传的成分在里面)。然而作战就和下围棋一样，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说谁赢谁输，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好汉。就全局而言，我们很难说取得了根本意义上的“大捷”，不仅如此，在日军七丫口登陆后，中方一度还表现得相当被动，无论是第5军还是19路军，都有些力不从心了。

    归根结底，中日双方在战力和装备上并不在一个档次。

    开战之初，有人在南京亲眼看到部队调赴前线作战(可能是指19路军毛维寿师)，天正好下着雨，许多士兵连一件起码的雨披都没有，就那么浑身淋得湿漉漉地往前跑。在他们身上，除了步枪，就是偶尔能见到的一两挺机关枪，其他一无长物。观者无不“为之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