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江青接受治疗当翻译那天，我被安排坐在一道屏风的后面。我尽力用我在此前读过的那本妇科医学书上的知识，用我刚刚学会的这方面的中文和俄语词汇及医学术语，隔着这道屏风，为担任诊疗的大夫与接受治疗的江青之间的现场问答作逐字逐句的翻译。末了，江青对此次来莫斯科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和照顾深表感激。她表示将尽力配合医生接受治疗。这以后，医院为江青安排的几次妇科检查和专家会诊，都是由我隔着一道屏风担任翻译。应该说，卫生部四局为江青提供的医疗服务非常周到。我们的医生很快就对江青的病情做出了诊断。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医生对她第一次妇科检查诊断为子宫颈糜烂，但并未恶化致癌。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并不复杂，也无需施行外科手术，所以江青来莫斯科住院仅一周便飞返北京。实际上她的病已经治愈，身体恢复状况良好。我随卫生部四局的同志到机场为江青送行。登机前，她微笑着与我握手，说她希望不久能在北京见到我。我看见她的脸颊容光焕发，似乎比刚来时更漂亮了。 

    江青来莫斯科治病期间，在苏联卫生部四局第一医院就医治疗的还有不少外国著名人士，苏联外交部为此配备了相当有经验的资深翻译。那时候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将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派去给中国第一夫人当翻译，况且我的医学知识，特别是对妇科方面的知识如此贫乏，却让我担任在我看来如此重要的翻译工作。或许，卫生部四局认为，如果江青的病情恶化，那毫无疑问将说服她接受外科手术治疗，那么，或许我将为她在莫斯科工作较长一段时间。或许这是领导有意为我今后接触中国高层领导人安排的一次实习当翻译的机会。 

    这以后不久，次年我就提前一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赴中国长春铁路局任翻译，两年之后被调到苏联驻天津领事馆工作，以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了两年，便被派到苏联驻华使馆任首席翻译，一直到提升担任政治参赞、党委书记，前后在中国工作了12年。其间我曾多次陪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从我第一次在莫斯科与毛泽东的夫人相识，如她所希望的我已经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从事外交工作，而且时间已经流逝了20年，但我在中国竟没有再次见到江青。

    1957年夏天，我陪同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杭州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那时我曾希望能在毛泽东的别墅再次见到江青，然而直至以后我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官邸好几次陪同苏共领导与毛泽东会晤的过程中，都没有再见到这位中国第一夫人。

    后来我才了解到，毛泽东在建国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并不允许他的夫人参政。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才得到重用，一度成为“中国文化革命旗手”。从此，她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那时候，江青真是出够了风头。她的名声显赫，伴随着那个年代走红中国的“革命样板戏”崭露头角。我经常在中国报刊、新闻图片中看到江青身穿解放军的绿军装，佩戴红色帽徽和领章，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革命旗手”形象。 

    1972年秋天，即我调离苏联驻华使馆的前一年，我在北京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观看由这位“文革旗手”一手扶植的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时，我发现江青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前排座位上。她身穿一套浅灰色的“毛式”中山服，还戴着同样颜色的帽子，神态很得意。她很专注地观看舞台上的演出，不时同身旁的中国“文革”人物张春桥和姚文元低声交谈，有时也回头向后排邻座的外国来宾点头致意。

    我一直注视着她，但她却始终没有认出我来。毕竟已时过境迁，那时离我第一次在莫斯科给她当翻译已经过去了22个春秋。

    时间毫不留情地绵延着历史的风云，岁月无可奈何地改变着人的精神面貌。那时的江青，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夫人，但已今非昔比。她不仅已经参政，而且充满着权力欲，成为当时一度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我真不敢想象，当年我在莫斯科见到的李进与这时候我在北京再次目睹的江青原本是同一个女性。那时候她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是那么清晰，而现如今她在我的眼前却变得愈来愈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