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雄  报载，近年来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数据显示，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这些论文平均引用率却排在世界前100名开外，也就是说，发表即意味着终结，因为缺乏真正的创见与价值，很少有人关注它们。

    如此巨大的反差，透露出来的是什么问题？

    事实上，多数论文作者完全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只是现行的评价机制诱使乃至迫使他们把大量精力放在此种对科学无用的劳作中。

    我居住的城市有一所国内知名大学，论文写得最多的前几名教师，一年竟发表百篇以上，这种近于荒诞的现象不但没有受到质疑，反被当作一种成就，当事者可以领取数额不菲的奖金，并作为升职晋级的台阶，而校方则觉得学术天平上又增加了若干砝码。如果说完全不注重论文质量也是不对的，但这种注重往往仅看发表论文刊物的级别。正是这么一种算数量、比速度的机制，造成了目前盛行的论文注水现象。

    谁不知道论文的价值在于独特的发现？而真正的发现当然也可能一夜形成，多数却不得不经过漫长的脑力劳动过程与长期的实验室工作。现行做法却把论文制作变成了对自己的复制、某种拼接游戏，甚至造假与抄袭。我们都还记得去年此时，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的造假事件，他们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的70篇论文被一次性撤销，令国际舆论哗然。

    然而类似现象仍层出不穷，现实中往往发展到了黑白颠倒的地步，越无耻者，反而越荣耀。

    我们通常喜欢用一把尺子来衡量事物，即使最需要个人独创的科研领域，目前更多习用的也是所谓规范化管理。这个结果，完全背离了创造的原意。试想，木匠出身的华罗庚，不管他有多少才能，如果生活在今天，可能被聘为大学教授或进入研究单位吗？文凭、资质、论文数量与发表期刊的档次，所有这些都足以把他挡在门外，根本不可能登堂入室。

    科学本来是求真的手段，这个领域里的弄虚作假，也就显得更荒谬，危害也会更久远。当然现在不只科研领域才有类似的问题，在更大范围内，它几乎成为常态甚至入门的先决条件。这么一种做法渗透到实业，便出现种种假冒伪劣产品，进入社会治理层面，则大话与假话连篇，在百姓中造成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

    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博士是2007年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的，2009年、2010年，他的实验室论文数量都是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饶毅说：“一般来说，我的实验室不依赖速度的竞争，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讨，选择别人不太做的领域。即使如此，我现在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他表示：“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因为“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

    这个道理其实有关领导并非不懂，只是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不改变，那么求快求多乃至弄虚作假，种种违反科学精神的“科学”活动就很难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