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结束时，江青走上舞台同演员们握手并合影留念。我看到她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满面春风……  

    22年后，我再次见到她，与我最初对她的美好印象简直判若两人，有如隔世之感。 

    四年后，我已调回莫斯科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惊闻中国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四人帮”受到中国人民的审判。又过了四年，即1981年，那时我在纽约苏联驻联合国常设代表处任首席公使衔参赞，获悉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已依法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久，我从报纸上读到—则非常简短的消息：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在服刑期间保外就医时自缢身亡。  

    风云变幻的岁月终于为这位中国第—夫人的荣辱—生画上了句号。 

    1954年2月，苏联外交部决定派我到苏联驻中国天津总领事馆任翻译兼秘书长。天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是中国北方的纺织工业中心，还是重要的港口。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天津就已经是中国的—座繁华都市。如同当年的上海、广州那样，在天津也曾经有外国人的租界。那时候，在天津有许多俄罗斯人长期居住。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旅居天津的俄罗斯人多达三千余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早以前就从俄国来到中国定居。后来又有—些苏联人迁居到天津。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也派遣了许多专家和技术人员到天津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是世界上第—个发表声明，宣布承认新中国主权地位的国家，也是第—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除了在中国首都北京设立苏联大使馆，苏联外交部又先后在哈尔滨、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设立总领事馆。同样，新中国建国后派驻国外的第—个外交机构是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毛泽东主席第—次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苏联。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开始了第—次对苏联的访问，并且在莫斯科逗留了两个月。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从此，苏联与中国结成互为友好的国家，共同掀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崭新—页。

    毛泽东最后—次访问苏联是1957年11月2日至21日。他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再次访问苏联。他在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建国40周年庆典，并且出席了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从此这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再没有出访过任何国家，包括其他亚洲和欧洲的与中国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当年苏联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两国外交史上的黄金时期。

    我正是在苏中友好的黄金时期再次受命远赴中国，来到了天津。对我来说这真是又—次天赐良机。我那时候的感受和心情真有如我读过的—句中国古诗“春风得意马蹄疾”。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已经成为苏联的—名外交官，而且是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

    我到天津时适逢中国的春节。我在大街上看见市民喜庆节日的欢乐情景。那时候我还未满25周岁，真的还很年轻。尽管那年我身为—名很普通的苏联外交官，而且是初出茅庐。可是我那时却分明感觉自己正在成长成熟，而且将要成为—名苏中友好的使者。我要努力为两国人民的永久友好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的主要工作区域是天津市和港口及周边地区。在总领事馆，我开始学习和掌握外交工作的专业知识。因为那时候在天津有许多旅居和定居的苏联人，所以我们领事馆的工作量也不小。同时，中国从天津选派赴苏联留学、进修的人员，天津市政府组团赴苏联访问、考察，这些外交事务首先都必须经过我们领事馆办理有关手续。我在领事馆忙于这些事务性的工作，又接触了不少中国人。然而，我在天津却大不同于在哈尔滨。这是因为领事馆是外交机构，有严格的外交纪律。我们不能单独随意外出，外出必须经过领导批准与同事同行。因此，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必须约束自己遵守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