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元旦过后，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奉命关闭。按照苏联外交部的决定，同时全部关闭了苏联驻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所有领事馆。我们领事馆的同事将择日返回莫斯科。这时我接到外交部的调令，立即从天津起程去北京，直接赶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报到。

    从1957年至1959年这三年中，我经历了苏中两国外交关系史上的三件大事。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年的时间只是短暂的瞬间。但这三年却是我们两国关系，首先是苏共与中共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从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进而发生急剧恶化的起始阶段。这是我亲历的苏中两党两国之间历史变迁的前兆。然而最初给我留下的依然是美好的回忆。 

    1957年夏天，我们使馆接到苏联外交部的电报。电文称，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特派指令即将来北京与毛泽东会晤。苏联外交部同时指示将由我担任米高扬的翻译，并且在北京等候米高扬来访。当他抵达北京时，不巧毛泽东与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已经离开北京去了杭州。而中国外交部当时并没有将这个情况事先告知苏联外交部，而是后来通知我们使馆，让米高扬在北京等候。但是，米高扬认为他所担负的使命特别紧急，便立即在使馆用电报请示赫鲁晓夫如何行动。苏共中央按照赫鲁晓夫的命令请苏联外交部急发电报给苏联驻华大使馆，指示立即与中国外交部联系，请示准予米高扬立即去杭州见毛泽东。我们使馆很快就得到了中国外交部同意米高扬前往杭州的答复。于是，我和我们使馆的政治参赞兼临时代办阿波罗西莫夫当天便陪同米高扬飞往杭州。  

    那天在杭州我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同时也见到了中国的主要高层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杨尚昆、王稼祥和俄文翻译阎明复。就在那天毛泽东特别给我取了个中国名字“顾达寿”。那次杭州之行给我留下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

    1958年春天，中国在全国各地即将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刘少奇为此专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他通报中共中央的这个重要的决定。

    我作为翻译陪同尤金大使在北京中南海刘少奇的办公室参加了这次外交会晤。

    当时，陪同刘少奇在座的中方俄语翻译是赵宗远。在用俄语翻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特殊的政治术语时，赵宗远提议让我翻译。我经过一番认真的推敲思索，首次提出了对这两个名称的较为准确的俄文译名。但是，我的翻译却让尤金大使感到疑惑，甚至不可理解。这是因为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中从来不曾有这两个政治术语。他认为，刘少奇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可能提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的名称。他甚至认为也许是我的翻译不准确。

    我认为，我对这两个名称的俄文翻译是正确的。我向尤金解释，关于“大跃进”的含义指的是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对这个名称，实际上我是按照中文的意思直译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借用历史上的“巴黎公社”中的“公社”一词，以此称谓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合作单位命名，同苏联的集体农庄类似的组织形式。我还向他说明，当时我对这两个名称的翻译还征求了在场的中方翻译赵宗远的意见，他表示完全赞成我提出的译名。但是，尤金认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两个新的名称是值得研究的。他对中国人为什么不采用苏联的“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名称感到费解。为此，他在使馆专门召开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同时向苏联外交部报告此事。这是尤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我的翻译提出质疑。但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这之后不久，在中国的权威新闻机关新华社的《俄文电讯》上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俄文名称采用了我的翻译。这说明我对这两个新名称的翻译首先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同时在中国新出版的俄文报刊、俄文教科书和《俄汉词典》里都增加了这两个新的词汇，而且都采用了我提出的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