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协定是中国盼望已久的。当时，苏联党内和军内对签订该协定曾经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是赫鲁晓夫从对中国的支持和军事援助考虑，专门将中方代表团邀请到莫斯科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批准正式签订了这个协定。据我所知，当时这个协定正在实施过程之中。也许中国领导人对这件事过于性急又十分敏感，故又提出了原子弹问题。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针对陈毅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于是会谈又变成了令苏方感到棘手的谈判。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这次会谈实际上又是一次苏共两党的激烈论战。谈判再度陷入了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苏中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问题，两国领导人已经很难达成共识。

    中国领导人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中国不会听从苏联的指挥，中国共产党不能赞成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和路线。中国可以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但中国的对外政策明确表明，中国仍将坚持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坚决对抗的立场。同时，中国在任何时候也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在谈判中我注意到毛泽东的表情一直很严肃，但未发怒。当陈毅在大声批评苏共奉行的外交政策时，毛泽东已经感觉到陈毅的发言明显伤了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面子，但他却未加制止，甚至一次没有打断陈毅的措词强硬的发言。

    这使参与会谈的苏联领导人感到强烈不满，但谁也无法阻止陈毅的发言。因为是毛泽东授意他代表中共中央说出这些意见的。其实，谁都明白，陈毅的发言就是毛泽东的观点。 

    我发觉赫鲁晓夫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烦恼和激动，他立刻对陈毅的发言进行了同样强硬的驳斥，但他在极力控制自己没有发怒，还是用近乎温和的语气说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而，他心里很明白，苏共此次与中共的谈判是徒劳的。他原本希望通过这次会谈能对苏中两党关系有所改善，现在看来是难以做到了。他知道，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不可能服从苏联共产党，

    也不会听从苏共的哪怕是善意的建议。毛泽东在下决心要走自己的路。苏中两党两国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久将要成为泡影。我想，这将是不可挽回的结果。 

    195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苏中两党首脑会谈的结果，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从此分道扬镳。弥漫在两党之间的政治气候犹如当年肃杀而又萧条的秋天，两国关系从此开始冷凝封冻。 

    两国人民不愿看到的这种暗淡前景终于无可奈何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谈判结束，我的心情感到异常沉重。因为我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由苏联外交部派遣，一直在中国从事和平外交工作。我不希望苏中关系出现任何阴影。 

    我记得第二次北京谈判结束，苏联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后，赫鲁晓夫曾找我谈话。

    他问我，作为苏联外交官在中国应如何开展外交工作？我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以为，北京会谈中的许多敏感政治问题，本来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可以由我们的使馆和外交部通过外交会晤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这样可以预先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意图，然后两国领导人选择适当的机会举行会谈。这样也许不至于使谈判陷入僵局，也不至于使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毕竟苏中友谊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 

    赫鲁晓夫仔细地听完我的话，用审慎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说道：“我们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不是普通的外交官。我们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交谈，而不是两国外交官之间的谈判。共产党人应该互相讲真话，而不必用外交辞令那样去绕圈子。”

    我看得出，赫鲁晓夫对这次与毛泽东谈判失败很伤脑筋，但他又是那么固执己见。 

    我还记得，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赫鲁晓夫指示我到苏联使馆，要我将这次会谈的翻译记录的原稿整理成详细的文字资料。我立即打好了两份会谈记录，并根据会谈记录拟定了一份关于会谈纪要的密码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