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两份打印好的会谈翻译记录和一份关于会谈纪要的密码电报稿交给赫鲁晓夫审阅，并且由他亲笔签名，然后我将这些资料分别装入特制的档案封袋并加注“绝密”字样。于是，我们的使馆立即将其中的一份会谈记录和关于会谈纪要的密码电报发往莫斯科，而将另一份会谈记录和我的翻译原始记录稿封存留在使馆机密档案室。 

    按照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命令，我在苏联驻华使馆完成了这项工作任务。在苏联代表团离开北京返回莫斯科前夕，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苏斯洛夫专门召见我，他对我说，关于这次苏中首脑会谈情况要绝对保密，只能是苏共最高决策领导层可以知晓。作为“绝密”文件的会谈资料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这是党的纪律。我当即表示将执行党的命令。 

    在我们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的第三天，苏斯洛夫又专门打电话到苏联外交部对我下达新的指示，让我立即通知苏联驻华使馆，将原保存在使馆档案室的会谈记录副本和我的翻译记录原稿火速送到莫斯科苏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两日后，那两份已注明“绝密”的特制文件袋送达苏斯洛夫本人。毫无疑问，我作为这次苏中首脑谈判的唯一的苏方翻译和记录执笔人，已经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苏共中央给我下达的命令。 

    关于20世纪50年代末苏中首脑北京会谈情况的真实内幕，当时苏共中央采取严密的保密措施的缘由,在我看来,是鉴于当年苏中关系的现状，苏联领导人不愿将之公布于众，以防范美国和西方的间谍窃取这个机密，防止被我们的敌人利用而离间苏中关系。这说明苏共依然十分不情愿与中共闹分裂。苏联领导人依然十分珍视苏中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这种现状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愿望毕竟是愿望，而事实终究是事实。因此我所知道的这个秘密到后来也就不成其为秘密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中两党关系深层中的那道“断痕”终于暴露于表面。中共中央将两党关系破裂情况通报党内，给苏共戴上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不久，又在全党全国开展“反修防修”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赫鲁晓夫遂下令撤走全部援华苏联专家，停止执行所有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和对华援助的协定条约。毛泽东也指示召回中国留苏学生。这以后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发表《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紧接着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苏联和中国这两个泱泱大国从此断绝友谊,不相往来。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又由苏联外交部派遣回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我在北京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我看到当年参加苏中谈判的好几位中国领导人也都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大帽子。我还记得,我们苏联大使馆所在的北京马萨胡同(现东直门北中街)那年竟由北京的红卫兵命名为“反修路”。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离开了政治舞台。在此之前，他已经被苏共中央政治局罢免了一切职务。1971年9月11日，这位78岁的老人告别了人世。然而，他却没有得到如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获得的在红场红墙边墓葬的礼遇。在莫斯科西南区的新处女公墓，苏联著名雕塑家埃尔斯特为这位苏联著名政治家设计制作了一块奇特的墓碑，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砌成，墓碑上部镶嵌着赫鲁晓夫的头部塑像。它向人们昭示着这位苏联领导人功过参半的生平历史。

    1976年9月9日，83岁的毛泽东逝世。这年10月，历时十年之久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

    此后，中国和苏联都历经政治动荡和历史变迁，并且相继踏上了艰难的改革之路。 

    1996年10月1日，我应中方的邀请专程从莫斯科飞到北京观光，适逢中国国庆47周年。这是我离开中国首都23年后重返北京。旧地重游，世事沧桑，令我感慨万端。我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这位中国伟人。我看到来此凭吊这位新中国开国领袖的队伍排得很长。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泽东的历史功勋，同时也不会忘记由于他的错误而造成的“十年动乱”。人们用毛泽东当年评价斯大林的“七分功劳三分错误”的尺度来区分他的功过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