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好每天有书看。长大后，幻想当作家，变成文学青年。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学学农业机械，后来成了大学的历史老师，众人眼中的学者。著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等作品。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争辩、暗杀等词汇充满了恐怖气氛，在诸多历史小说的绚丽描绘中，辛亥革命来临前夕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历史去掉了脸谱，国民复杂人性得到重新审视与检讨，字里行间的细节故事在孜孜以求百年变局的源头。革命者、立宪派、保皇党、投机客，虚虚实实，停停涨涨，教科书上呆板的人物被琐碎的故事撑起来，变得有血有肉。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但愿百年纪念时，辛亥革命不是人们头脑中的一个固定的历史符号，但愿这个纪念能让我们反思历史，发现真相。

    □ 见习记者 李啸洋

    希望写作能逼近历史的真实

    记者：您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运用了散文化的写作笔法，《辛亥：摇晃的中国》是按学术书写的还是按历史随笔写的？为何要这样写？

    张鸣：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它只是一本历史杂说。我有意识地把它变成散文性质的历史书，人物、故事，个个都有出处，书中加入了注释。由于不断地要加注释，行文的文气总是断，写的时候有点不顺。我一方面要像做学术一样看材料，一方面又要随着性子下笔，成百万成百万的字在手里过，有时候看几天也写不出一个字。看的时候，不知不觉，原来老照片里看到的人，就浮现在眼前，人和事儿也就跳出来，那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做学术也好，写随笔也罢，我自己写就是为了好玩。因此，写的时候尽可能地深入浅出，道理讲得通俗一点，让读者都能看明白，都有兴趣读下去。要是大家都看不懂，光是自己瞎玩，那就很没意思。

    记者：许多书谈辛亥革命的时候，描述得腥风血雨，如小说一般。本书客观还原历史、与历史互动的写作方法，对于写作和读者有何益处？

    张鸣：历史不是人为营造出来的，有的人写的历史是“观念史”，为了阐述一种观念，用一堆史实来填充；有的人写历史是为了猎奇，为了把故事写得更好看，一提到战争或起义的场面，就描述得惊天动地，虽然写的很绚丽，但是不真实。写历史应该尽可能逼近历史真实，尽管绝对还原历史是实现不了的。辛亥革命是一场烈度很低的革命，战争的篇幅并不是很多。

    辛亥革命为何未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记者：立宪运动的中间力量是官绅和商人，为何是这两种人？从当时的历史来讲，立宪派温和改良的主张是否比暴力革命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张鸣：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农民占有绝大多数，但农民没有发言权，官绅、商人，还有新兴的市民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发言权。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碍，热情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付诸直接的行动。

    大部分官员和新兴市民阶层都主张立宪，也就是改良。清政府自己搞了皇族内阁，大家都很失望，改良的路子走不通，所以才有了革命。即使在后来革命中，这些中坚力量的改良导向都起了关键作用，他们不导向的话，革命不但没有成功的可能，连一点希望也没有。中国是个地广人多的地方，逐步改良则破坏性比较小，人们也比较适应，整个进度也比较平稳。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会导致外国的干涉，这是辛亥革命中革命和立宪两派争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

    记者：书中也提到了诸多女性参加革命，她们在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

    张鸣：从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各地的女子北伐队，个个全身披挂，长短枪，身上挂上炸弹，威风凛凛。这样的照片，在当年的报纸上，让革命的人看了提气，让不革命的人看了丧胆。参加过女子北伐队的人后来回忆说，各地的革命政府对女子北伐队都十分重视，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巾帼英雄，个个戎装，精神得很。女子北伐敢死队，无论照片上每人挂了多少颗炸弹，基本上是没有参战的可能。加上女子北伐队虽然有的有点训练，多数是装装样子，耸动视听的。她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热点。原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所以各地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清朝翘辫子之后，也就消于无形。由于多数人是女学生，很抢手，大都嫁了人，做贤妻良母去也。还有人在二次革命之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青灯黄卷，打发了一生。

    记者：辛亥革命以后，民族工商业逐渐发展，为何在经济上未能像英国一样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

    张鸣：辛亥革命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很快就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虽然专制被推翻，但各大军阀各自为营，局势特别混乱。政治上不统一，各军阀区域之间壁垒森严，加上没有能人会用民主共和这个先进的制度，中国没有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在经济上未能像英国一样掀起大的革命。

    记者：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革命，当时的下层民众对于辛亥革命持何种态度？造成辛亥革命与乡村隔阂的原因在哪里？

    张鸣：在中国的沿海开放口岸，经济比较发达，民众是倾向于革命的。在内地，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老百姓关心自己的日子，清政府新政之前八国联军入侵，社会动荡厉害，新政以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下来，老百姓过得比之前安定。吏治腐败等情况在媒体的监督下有了一定的改善，社会治安在好转，老百姓没有对清政府很反感，至于革命中涉及的权力纷争，老百姓是不关心的。

    辛亥革命不应蜕化成历史符号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有哪些新认识？国民心态和精神面貌有什么改进？

    张鸣：此前学界对于清政府新政的评价一直持贬低态度，现在开始肯定了。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没有推进，大家都把它当做一个符号，都认可这个符号，没有发掘革命深处的东西，对于革命的反思基本没有形成。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制度不断推进，当下的人们对于享受自由、追求人权有渴求，但是还没有习惯，在心态上有着很强的专制心态。

    记者：我们不断地谈论辛亥革命一百年，它真正值得纪念的意义在哪里？

    张鸣：反思，进行反思。如果光是庆典，就没多少意思。辛亥革命是民主共和的起点，反思总是有意义的。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导致民族翻身的巨石。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出点什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