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知道我的俄文姓叫库达舍夫，便继续说道：“你已经读了这些中国的书，会说中国话，又在我们中国生活和工作。我想你应该取个中国名字。”说着，他笑着看着我，又说：“你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健壮，我给你取个中国名字，就叫‘顾打手’吧!”他见我似乎不明白其意，接着又笑着说：“你叫库达舍夫。我给你取中国姓‘顾’，名为‘打手’，就是会打架的人。你看如何?”

    这时我明白了，便对毛泽东回答说：“毛泽东主席，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个名字。因为我是个外交人员，从事和平的工作，怎么能去当打手呢?”

    毛泽东听了，又对我笑着说：“既然你不愿意当打手，那我就给你取个真正好的中国名字，叫‘顾达寿’，就是健康长寿的意思。”

    我听成是“顾大寿”，便问毛泽东：“这个名字是不是大福大寿的意思?”

    毛泽东笑了。他说：“是这个意思，但不是大小的‘大’字，而是到达的‘达’字。”

    他说着，便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中文“顾达寿”，然后递给我,说：“这个名字你可以接受吧?”

    我接过那张纸，对毛泽东笑着点头。

    毛泽东同意了。很高兴，接着他又对我说：“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希望你在中国用这个真正的中国名字。”

    他这番幽默的话使在座的中国人和苏联人都乐了。

    米高扬也笑着对我说:“祝贺你荣获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中国命名!”那次快乐的晚餐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从此，我便用毛泽东给我取的中国名字“顾达寿”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许多年，直到今天我仍然爱用此名，并且难以忘怀当年毛泽东的音容笑貌和他作为时代伟人和中国领袖，对于我一个普通的外国人所表现的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范和品德。

    那天晚上，我们在毛泽东的别墅用过晚餐，又继续会谈，双方又交谈了许多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话题。

    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询问了一些关于苏联国内的情况和苏共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

    米高扬和阿波罗希莫夫向他们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回答。他们的话由我译成汉语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双方会谈的气氛非常友好和诚挚。  

    我陪同参加了这次苏中领导人会谈，毛泽东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不仅是他的谈吐精辟，见解高超，而且他讲话幽默风趣，语惊四座。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广博精深的知识，他亲自领导和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使他具备了广阔的胸襟和超凡的才能。从此，我对这位中国革命的领袖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更多的崇敬。

    那天晚上，我们同中国领导人一直交谈到凌晨3点，双方仍谈兴甚浓，意犹未尽。我真不明白米高扬和毛泽东那次为何有那么高的谈话兴致。

    会谈结束后，中方安排我们住在西湖岸边的另一座具有欧式风格的二层楼房里，这里是专门接待外宾的高级招待所。

    我们与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告别后来到住所。没有立即休息。又连夜研究了米高扬这次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问题。阿波罗希莫夫指示我立即起草一份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纪要，交由他带回北京苏联使馆，然后用密码电报发给苏共中央。我顾不上休息，立即将这份纪要起草完毕。米高扬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

    第二天，已经疲倦至极的米高扬和阿波罗希莫夫在住所睡了一天。我自觉精力尚可，还兴致勃勃地独自出去游览西湖和杭州城。我到了中国古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墓园，参观了西湖边多处名胜古迹，还在那里买了一个石雕观音和一幅杭州真丝风景刺绣画。这些纪念品至今还保留在我的收藏橱里。每当我欣赏这些中国艺术的珍品时，便会回忆起我青年时代的那次难忘的杭州之行，重温我第一次与毛泽东认识的情景。

    当晚，我们一行三人又乘那架伊尔-14客机飞回北京。次日这架飞机便从北京飞往河内。想不到我们在中国竟先于越南主席胡志明乘坐了他的专机。

    回到北京当晚，米高扬又乘他从莫斯科到北京乘坐的伊尔-18专机飞返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