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微博风格更务实了”
齐鲁晚报：恭喜伍部长，你又获奖了。26日在南宁举行的“网络问政论坛”上，人民网公布了国内十大官员微博，你排名第三。
伍皓：还没看到。
齐鲁晚报：知道前两名是谁吗？
伍皓：我想应该有张春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编者注)吧。其实微博只是网络问政的一种手段、一个渠道，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用什么方式或手段并不重要，根本还在于有没有真心实意尊重民意、听取民意的理念和认识，有没有主动和公众沟通的意愿。
你可能很少看到地方网站搞舆论监督，但中国红河网就专门开设了舆论监督频道，每个市民都可以发帖反映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回复率达到100%。
红河州行政中心没有围墙，没有大院。有人会好奇，没有围墙，那还不经常被上访群众围攻啊？可就这么奇怪，还真没啥上访的。为什么？群众有困难、有意见，有畅通的诉求渠道，反映的问题能被重视、能得到解决，还用得着上访吗？
齐鲁晚报：其实对于官员开微博，你还是挺纠结的，一直在寻找它的定位。
伍皓：我的微博风格确实经常在变，但这并不是纠结，而是在摸索官员微博最佳的表达方式。官员实名开微博，尽管你自己能够分清哪些是你的个人观点，哪些是你公务身份的发言，但网民不会这样来区分，他们始终会把你的发言与公职身份联系在一起。我甚至尝试在每条微博前都分别标注“个人”或者“公务”，但还是没有用。
齐鲁晚报：大家看你的微博，可能首先会想到你是“伍部长”。
伍皓：所以，我的微博在改变了很多次风格之后，现在总算是找到了比较理想的表达方式。如今我的微博就是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宣传红河文化旅游为己任。我觉得大多数网友还是认同的，这从粉丝数的增长就可以看出来。如我的新浪微博，以前只有十多万，“改版”之后，短短两个月，粉丝就快速增加了30多万，现在马上就50万了。
齐鲁晚报：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你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伍皓同学”了。
伍皓：有些人会觉得，碰到热点事件时，在微博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喊上几嗓子很过瘾。其实微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关注很容易被转移。作为普通公众，或者以前我作为媒体人，可以只关注一时一事，只图一时之快，但官员的职责却不是这样。官员的主要职责是从这些具体的人和事中发现问题的根本所在，由点及面，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惠及更多的人群。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普通网民可以这个问题喊一嗓子，马上又去关注另外的问题了，官员就必须锲而不舍地把一个问题关注到底，直至寻找到解决的方案和政策措施。应该说，我现在的微博风格更务实了。
“我不觉得这次调动是被贬”
齐鲁晚报：知道这次人民网给你的评语吗？“年轻而又个性的宣传干部，虽然饱受争议，但网络上的嬉笑怒骂从未停止。”
伍皓：嬉笑怒骂？现在哪有。
齐鲁晚报：你认可这个评价吗？个性，饱受争议。
伍皓：我是不喜欢“争议”这个词的。但媒体要给我贴这个标签，我也能够理解。有争议才有“眼球效益”嘛。一个人，想做点事，尤其想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和看法。
齐鲁晚报：那你觉得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伍皓：我没有权力给自己打分。有权力对我做评判的是红河的父老乡亲。从目前的反馈来看，红河的父老乡亲对我寄予期望，所以给我的评分可能会在80分以上，但是两三年以后，如果没有实绩，乡亲们没有感到受益，他们就会给我打零分。
齐鲁晚报：大家还很关注你这次的工作调动(从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调任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编者注)，有人猜测你这次是不是被贬了。
伍皓：包括一些朋友也这么问我，建议我去找领导谈谈。我没有去找任何领导，为什么不去？因为我不觉得这是被贬。如果我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前途，可能我会觉得委屈，会找领导抱怨；但如果心里想的是干事，想的是做点实事，那下来基层后，比在省级机关要干的事就多得多了，没时间去抱怨。
齐鲁晚报：那你怎么看外界的这种看法？
伍皓：想了也没用，索性不去理会。我反倒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静下来实实在在做点事。老实说，我在省委宣传部做副部长的时候，时间都是泡在文件和会议上，相对比较宏观。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对红河包括其他一些地方，都不是特别了解。但现在，我一周能有一天在办公室里看看文件就不错了。其他时间都是在具体的地方落实具体的事情。以前做副部长，分管的就是新闻和外宣两个具体的方面。现在作为州委常委，除了宣传这一块，还要负责联系文化、旅游、卫生、教育、体育等等，从宏观的政策制定到具体的工作推动，都需要实实在在去做。
有人猜测是因为我在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改革创新的步子迈得太大，直接导致了我这次被下放。但我想，如果不认可我在宣传部的工作，怎么会继续让我当宣传部长呢，肯定就把我调到别的领域去了。
“记者做派可能有一些吧”
齐鲁晚报：其实你最大的转型是从新华社记者到机关。你觉得做记者和做宣传部副部长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伍皓：最大不同应该是从媒体人到官员以后，舞台更大了。作为媒体人，新华社算是权威主流媒体了，但也只能通过有限的影响力，对公共事务发挥一些影响。而现在作为宣传部长，可以身体力行推动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促进公众的利益。但这两者之间，我认为服务公众这一理念是一致的。
齐鲁晚报：那你是不是也保持了作为记者的做事风格？跟你的一些老同事聊天，他们私下里认为你的从政风格有着浓重的“记者做派”。
伍皓：那可能吧，毕竟做了十几年的记者。所谓“记者做派”，我想可能是指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和舆论热点，我会更敏感一些，能够提早发现苗头性的问题，并对事件的发展趋势有更准确的研判。以前，很多事要等已经成为舆论热点了，宣传部门才会站出来引导舆论。我们的做法是提前预判，提前介入，很多社会矛盾还只是在萌芽状态，我们就释疑解惑，疏导公众情绪，化解了。
齐鲁晚报：但在一些人看来，一件大事足以提升一个记者的口碑和影响力，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会放大一个记者的优点，而进入官场之后，藏拙则显得更加重要。或者说，官场会更加放大缺点。
伍皓：我倒不认为官场会放大缺点，但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意见不同。比如说，我做了十几年记者，在研判舆论的时候会提早发现苗头，然后提前干预，通过信息的透明公开来消除潜存的舆论风险。但宣传部提前化解了，相关单位并不见得会意识到这是因为宣传部做了疏导公众情绪的工作，可能会觉得“事情本来就不严重”。
“那时给领导写信就像大学生投简历”
齐鲁晚报：如果时光穿越，你还会写当年那三封信吗(1990、1992年，伍皓曾分别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时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这被视为改变伍皓命运的三封信———记者注)？
伍皓：那是有具体背景的。要说改变我命运的，与其说是那三封信，倒不如说是江泽民总书记跟我们的那次座谈。他在座谈会上跟我们讲，他如何从一名技术员成长起来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青年人要成才，必须走艰苦磨炼之路。
齐鲁晚报：于是你从中得到了激励。
伍皓：是啊。那次座谈后，毕业时我就想到西藏去。所以1992年就给胡锦涛同志写信，因为他当时在那里主政。同时写信给郭超人，想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去工作。在那之前的10年，我们的北大师兄唯一一位主动要求去西藏的是胡春华，他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再就是郭超人，上世纪60年代到西藏去，90年代已经是新华社社长。他们的经历很是激励我。
齐鲁晚报：若是现在，你还会写信吗？
伍皓：写什么呢？没有问题可以写啊。如果这次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下来任一个州的宣传部长，我觉得是对我的不公正对待的话，可能会写信给书记、省长反映自己的要求，但我现在工作热情很高啊，觉得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没有任何个人问题需要写信反映。那时候写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像现在的大学生求职投简历一样”。
“很多官员并不懂政治哲学”
齐鲁晚报：我注意到，云南大学请你做特聘教授、硕导，你选择了政治哲学方向，这好像并不是你的专业。
伍皓：政治哲学本不是我的专长，也不是我当年学习的专业。但这些年的积累与学习，让我相信自己可以当好这个导师。之所以选择政治哲学，是因为政治哲学太重要了，而现在就我的观察而言，很多人虽然从政，却并不懂政治哲学。当下官场需要政治哲学的理念引导，而我选择政治哲学，就是希望能够从理念到实践做出更多的探索。
齐鲁晚报：从这个角度讲，我倒是觉得你适合到更宽阔的舞台上，那样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伍皓：也不是，当然这也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但如果我的理念没有得到实践检验，又怎么让别人信服？到了红河，其实就是一个实践的地方。
齐鲁晚报：如果从政治哲学硕导这一学者的角度上讲，你认为当下官场的容忍度如何？
伍皓：当一些新的执政理念还没有成为共识，成为共同的自觉实践的时候，一些人率先去探索去尝试了，大家就会觉得他很个性、很另类。但最终这些新的尝试成为共识之后，就不会再认为个性、另类了。
齐鲁晚报：你怎么看待眼下一些比较受关注的“个性官员”？
伍皓：我也关注了很多所谓的“个性官员”。有一点我是不赞成的，有些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促进公众利益，不是为了务实地去推动进步，而是靠异于常态的言行去博取眼球，赢得个人名声，让自己成为所谓的“明星官员”。像湖南有一个所谓的“个性官员”，我就很不认同。他不停地向一些名人发起挑战，不停地曝光所谓“官场潜规则”，在网上赢得极大关注，但细细一想，没有做过什么事是推动了社会进步的。
齐鲁晚报：从政三年，你现在心中有没有什么疑惑渴望找人诉说？
伍皓：我的心中没有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