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边没有说话，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她其实也很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又必须考虑到万一事情暴露给家庭带来的后果。平常丈夫、婆婆待她不薄，她现在觉得心里很愧疚，进退维谷，还要再仔细考虑权衡。

    因为一方样本未提取成功，邓亚军准备退还她400元，在电话里让对方找时间来取，对方说：“算了，还是留在你们那里吧！”

    哪怕是过了这么多年，邓亚军依然能清晰地记得那女士话音里的那种黯然和矛盾，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非常的纠结！

    而对邓亚军本人来说，之所以在成功率不高的情况下选择一试，部分原因也是想到万一孩子一出生就暴露非亲生的事实，母子两人难免落到无人照顾的地步，心里多少有些不忍和同情。

    又过了四五天，邓亚军的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位女士。她告诉邓亚军，自己已经回到居住的城市了。在北京最后几天，她思前想后，最终还是把孩子拿掉了，回家后跟家人说因为不小心，孩子没保住———这当然是让邓亚军多少有些意外的事，她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说服了对方，能够留下这个孩子。

    “我还是不能冒这个险。”她告诉邓亚军。

    邓亚军问：“那你先生和婆婆很失望吧？”

    她嗯了一声，然后叹了口气说：“因为之前我的身体状况，他们尽管失望，但也没说太多。可我现在非常难受，也很后悔，也不知道以后我还能不能再顺利地怀上孩子。”

    这通电话也让邓亚军印象深刻，与之前的忐忑不同，最终放弃了孩子的女人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言语间又满是惆怅，因为她真的不知道这辈子是否还能做妈妈。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得为自己负责，如果你犯了错，就必须承担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

    可是当这个后果是失去亲情、爱情或者是孩子的时候，无论失去的是哪一个都无法让人轻易承受。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亲子鉴定，邓亚军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DNA亲子鉴定业务全面降价，从原来行业通行的每份样本1200元，直接“腰斩”一半，降为600元。也就是说，只需要以前一半的钱就能完成一次DNA亲子鉴定业务。

    2004年6月初，这个消息在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晚报上发布了。发布当天，邓亚军给办公室打电话，总是占线，足足一个小时以后她才把电话打进去。她很奇怪地问同事：“电话坏了？”

    同事连忙告诉她：“电话没坏，都是打电话来咨询做鉴定的事。”这话把邓亚军吓了一跳，结果当天就接到了5桩委托，相当于以前半个月的量；整个6月接到了80多桩委托，7月就增加到了100桩，足足是过去一年业务量的10倍！

    这让邓亚军也非常意外，她原本没有想到，在中国亲子鉴定会有这么多潜在需求，因为中国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都相对保守，原本不应该有这种让人意外的情况发生。

    也就是在电话打不进去的那一天，邓亚军见到了王红（“王红”为化名———为保护个人隐私，本书中所有案例当事人皆使用化名）。她是看到报纸后第一个赶到华大方瑞做鉴定的委托人。

    王红30多岁，人长得很漂亮，穿着一条非常得体的连衣裙，一看就知道是位知识女性。她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蹦蹦跳跳的，像是她的儿子，旁边还有个跟她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人。

    但是邓亚军第一眼就感觉这三个人并不像一家子，因为那个男人始终没有跟王红有过太多的眼神交流。

    邓亚军把两位大人带进了接案室。王红说，看到报纸上关于亲子鉴定的消息，丈夫就跟她说，老有人说儿子跟自己长得不像，这下好了，知道哪儿能做鉴定了，他准备下个星期休息的时候带儿子来，做个鉴定心里也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