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日子又来了，又看到了那些字眼：烟花烫，蝴蝶，向着永恒纵身一跃，不完美中的完美，划伤了天空……而在生前，他遭遇的，却是流言、责难、质疑、嘲笑，是无处告解、无人伴随。人还是那个人，对待他的态度，却因为他的离去而迥然不同。

    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巨翅老人》。小说里，一个长着巨翅的老天使，在一个冬天的晚上，被雷电击中，落在贝拉约夫妇的院子里，他老态龙钟，羽毛几乎掉光，夫妇俩把他关在铁丝鸡笼里让人参观，每位收取五分钱。最后，不论是围观群众，还是贝拉约夫妇，都开始厌烦他。终于，春天来了，老天使的翅膀上重新长出了羽毛，飞离了这里。目睹天使的离去，贝拉约太太“放心地舒了一口气……这时他已不再是她生活中的烦恼，而是水天相交处的虚点”。

    大部分明星或者艺术家，在横空出世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所获得的待遇，不外如此。他们让人尴尬，因为，人们得目睹他们的衰败，看见他们的瑕疵，在漫长的时间里和这些半个身子已经进入神话的人物共存，不知该怎么对待他们。尊重和厌烦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难言的情感，人们不能憎恨自己产生这种情感的内心，就只好憎恨他们。像晚年的张爱玲，或者迈克尔·杰克逊，赢得的都是这种待遇。一旦他们离去，各种意义就追加上去了。

    使人不能原谅的，不只有对那些在世者的不善待，还有对逝者和逝去时代的过度美化。我们无休止地为逝者和逝去的时代添加美感、寄放想象、投射认同。我们的出发点非常实用：作为某种理想的寄放和投射对象，他们比凭空幻想出来的人和时代要好，因为的确存在过，又比当下的人和时代少点顾忌，因为死无对证。我们厌恶还活着的艺术家们，像厌恶那个时时在眼前晃动的巨翅老人，总拿他们和“民国男子”、“民国女子”进行比较，事实上，五十年后，陈丹青就是我们时代的周作人，王安忆或许是个更为结实的张爱玲，范冰冰好似胡蝶，张曼玉仿佛阮玲玉。神话需要时间，像巨翅老人需要春天，而我们无法忍受的，恰恰是这最后一道工序：时间。张国荣用死亡跃过了这道工序，立刻赢得了快捷的赞美。  究其根本，正如米兰·昆德拉说的，我们无法做到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我们期待看到毫无瑕疵的生命，看到神话落地就已完工，我们用厌恶当下追思过往的方式，表达我们虚妄的认同。

    所以，，他还会是那个春天之前的巨翅老人，境况不会更好，绝对躲不过流言、偷拍，甚或成为周刊上的字母明星嫌疑人。我们毫无怜惜，尽情掠夺，并且忍耐地看着他，静待时间过去，好痛痛快快地表达所谓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