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鹏

    无论历史怎样评判，“一大”代表和他们那一代人，都不会仅仅成为书页上冰冷的文字或者发黄的图片、灰暗的影像。

    在嘉兴南湖边，我一直在冒雨走，走下那艘游船，我仿佛看见，90年前，这些人也从这里走下。每一个登船的人，在时空转换里，都会与他们擦肩而过。

    “你们的力量足以摧毁一切吗？”我问。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必须建立农民组织和工人组织。”毛泽东说。

    他又接着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

    “同样是善意的，自由主义和命令主义哪个更重要呢？”我再问。

    “如果领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执行计划……”毛泽东反驳说，“为了改造一个国家，国民必须刻苦自励，并且需要作出牺牲。” ?“那么，为了获得以后的幸福，现在必须要牺牲吗？多等许多年又能如何？”我发出第三问。

    毛回答说：“如果计较这类事情，那么社会革命的理想1000年也实现不了。我不能等，希望更早一些实现目标。”

    我又来到陈独秀住过的上海。回到上海，他在武汉演讲的声音还犹在耳边。

    “革命的教育力量究竟有多大？”

    陈独秀挥挥手，乡音浓重：“现在还没有到流血的时候，心理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比这代人更早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我明白了，最柔软的东西会最后留下，即使看不见、摸不着、难以理解。

    这就是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