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廖雯颖
从截下京哈高速公路上由河南偃师开往吉林长春的一辆满载待宰狗的大货车，到用11.5万元买下全车520只狗，再到将狗安全运抵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基地，200多名动物保护志愿者经历了一场历时15小时的高调拦车救狗行动，但志愿者们在这次行动中所面临的道德和法律困境依然待解。
碎片式爱心接力
王琦至今忘不了当时的场景，一辆巨大的货车，塞满了哀嚎的狗，“第一眼我就被触动了，感觉挺悲凉的。”
王琦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他也是最初的信息发布人之一，全程参与了4月15日的那场救狗行动。
4月15日中午，接到拦车人安先生的电话后，王琦在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微博上发布了第一条信息，“召集各界人士共同行动，十万火急”，并附上他的手机号。这条信息被直接转发1431次。
下午三点多，当王琦赶到高速公路现场的时候，还只有十多人。等到天色黑下来，人来得越来越多，王琦目测有一两百个志愿者，不少人带来水、狗粮等物资。王琦的手机被打爆了，不断有陌生的号码问他具体在哪儿，表示正在来的路上。
“那天天特别热，得有25℃吧。”燥热的天气，密密麻麻装着狗的卡车散发出浓重的腥臊味，疲惫饥渴的狗哀嚎着，甚至已经有狗死去。一切都刺激着在场志愿者的神经，他们急切地想要让狗脱离困境，却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运狗的三个司机，都不是买卖狗的，管事儿的司机郝小毛和拦车的安先生已经被带去派出所做笔录。剩下两个司机看见情势不对，早就钻进大卡车里不再出来。
大货车和志愿者群体被警察用黄色警戒线分隔在道路的南北两侧。四五十个警察维持着现场秩序，入夜以后更是用大喇叭放着“通州公安分局正式告知”，称可以理解志愿者的心情，但他们拦车的行为已经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违反了法律。
救狗者居然成了“违法者”，这让王琦很无奈。他们没想到这辆运狗车居然证照齐全：河南偃师开的食品卫生合格证明，狂犬疫苗免疫证明，以及运输动物的许可证都有。
“不知道这个检疫合格证怎么开的，现场有志愿者用试纸测，已经有狗感染了狗瘟。”王琦说。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之前联系的农业部检疫部门来了三位工作人员。他们查完证件后告诉志愿者，河南那边也告诉他们手续是合法的，不是假的。既然有检疫合格证，他们管不了，按理就该放行。
“检疫部门和公安部门都倾向于把车放走。五点多了，再联系其他部门也到了下班时间。我们只能记下单子号，再拍照，等之后再查是不是真的合法。”知道自己“理亏”，但志愿者们仍坚持不能把车放走。这是统一的信念。
直到深夜，大货司机、警察与志愿者们仍在僵持。“我们没有做决定，他们也没有。这期间
就是不断地想办法，不断给各方打电话。”王琦说。
其间也有激动的志愿者哭泣，与警察争执，在高音喇叭的冰冷复读下，一部分志愿者连声高喊“放狗！放狗！”
王琦并没有参与其中，他认为自己是理智的一派，他也没有和身边的志愿者进行太多的交谈。周围绝大部分是陌生的脸，三五成群地站着，两百多人里，除了自发来的志愿者，也有跟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类似的几家动物保护团体。
除了原地等待，王琦做得最多的是把现场的情况不断反馈给后方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芦荻。尽管大家在“群策群力”，但王琦也承认，大家的信息获取都是碎片式的，没有一个核心的负责人出面统筹协商，没有人清楚下一步会走向何处，这爱心的接力棒该如何传递下去。
“觉得有点茫然，不知道该找谁，该做什么好，有种劲儿使不出来的感觉。”一位现场志愿者说。
善款和狗的去向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于永生是当天晚上10点多才赶到现场的，尽管他下午三点多就在微博上看到了消息。
“我原本以为他们拦不住，车被放走了。”于永生说，晚上他忙完事，才发现原来拦狗的事还没完，他立刻开着车就奔现场去了。
“这事之前还有个铺垫。”
于永生指的是拦车救狗的前一天4月14日，北京一家动物保护团体“动保控俱乐部”的一名成
员在京哈高速上发现一辆开往东北的运狗车。几家动物保护团体立刻通知了车辆应该会经过的山海关当地部门和秦皇岛农业局，请求在国道和高速公路收费站派人拦截，但是车并没有被截住。
并不成功的前鉴让王琦和芦荻对待此事更加慎重。“15号走之前我也问过芦会长，要是狗贩子要钱才肯放狗怎么办，芦会长说，那就给他们钱，志愿者先筹钱。”王琦说，给钱已经在他们预期之中，以前的救援活动，他们也有不少次是出钱买动物。“毕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没有法律保护，政府也没有相关的专项基金。”
而这一次，面对运狗司机15万元的开价，“乐宠控股”和“上善基金”两家机构各出资57500元买下整车狗。因为现金不够，两家机构向现场的志愿者借款。其中，以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名义募集了13900元，于永生是经手人。而在场的另一家动物保护团体好猫好狗义工团募集了17050元。
被买下的狗何去何从？
芦荻没有多想，告诉王琦接管这群狗。“当时已经没有别的地方能收容这么多狗了，只有我们基地还算有地方。”
这无疑又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群情激动的志愿者们开着车，用浩浩荡荡的车队将一卡车的狗送到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基地。因为已经有不少狗受伤或感染狗瘟，几乎是一落地，就有一部分狗被送往北京各处宠物医院。因为需要救治的狗狗数量过百，有不少医院是志愿者现联系现送的。
两天后，乐宠控股和上善基金联合发表声明，授权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负责整车狗的处置、管理及一切后续事宜，是爱心人士捐款捐物唯一接收单位，并公布协会官方建行账号。
而当天下午，三家机构决定联合腾讯共同建立一个善后工作机构，由各机构各派一名专职人员参与，统筹协调各方面的救助工作。
“成立专门工作组，就是要
改变目前的无序状况。”乐宠负责人闫先生告诉媒体。
然而，4月19日晚，记者在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办公室里，见到一头白发的芦荻会长满脸怒容地对着电话说道：“现在没有协会自己去搞！你老怕协会兜揽着不让人参加，你误解了，总得让我知道是谁在负责什么事吧！我没有事必躬亲！”
负责协会热线和微博信息发布的于永生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可以说是被架空了。现场募集的钱并没有转交给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协会现在是用自己的经费去支付医院和基地的开销。
这对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困窘的国字号NGO
假设当初是由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出钱赎狗，情况也许会和现在的尴尬局面有所不同。
但正是这个在民政部注册的唯一官方“国字号”小动物保护协会，自成立以来财政运转一直都存在困难，十来万的资金无疑是一笔巨款，难以拿出。
81岁的芦荻女士是协会的创始人和现任会长，协会自1988年开始筹备，1992年9月，经农业部批准正式成立，同年12月在民政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协会的官网上，自我介绍是“国家以及专业性社会团体，可在全国吸引会员，建立地方性组织和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这位终身吃素的老人退休前是大学教授，退休后将所有的积蓄和收入都用于这个协会的运转，目前除了社会不定期的少量捐赠，协会大部分的开销都依靠老人的退休金和远在美国的儿子汇款。
“没有一定经济来源，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社会的救助更是不多”，“人手严重不足，资金严重短缺”，这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对自身的无奈评价。
“芦会长此前没有考虑过成立基金会的问题，也有担心商业化运作会变味的考虑。现在国内救动物的民间组织比不过那些救人的组织，我们能得到的社会捐助很有限。”王琦坦言。
人手和资金的困窘直接导致了此次救狗事件中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运转不灵。
于永生很替芦荻会长鸣不平。“芦会长今年81岁了，为了这事这两天饭都没吃，每天从早忙到晚，今天早上(20日)两点才睡，喉咙都哑了，实在是太辛苦了。”
说这话时，他的脚下跑过了一只狗和一只北极狐。屋子里弥漫着动物的腥臊味，挥之不去。
实际上，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办公室就是芦荻本人的住所。一间书房改成了办公室，而客厅里、卧室里到处都是猫狗，有三四十只，甚至还有一只猴子。它们有的呆在笼子里，有的走来走去，不时发出叫声，因为密度过大，浓重的气味让刚进门的人有些难以接受。
走进办公室，一位兽医、一位接待员，两位保姆，四名专职人员就在拥挤的房间里工作。而协会基地也只有六七名工作人员，养着四五百只动物。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芦荻支付。
“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很多人呆不了多久的。”兽医王菲告诉记者，她原本在兽医院工作，“那里工资高，环境干净，但不是总要有人做慈善工作吗？”
在协会的官网上，每个月都会公布最新捐赠人员的名单。而截至4月22日下午，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还没有将任何一笔关于河南狗的财务公开，这自然引起了捐赠公众的质疑和询问。与17日即公布救援现场募捐明细的好猫好狗义工团相比，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无疑显得被动。
“抱歉，实在是忙不过来了。”近日奔波于基地和医院的王琦一脸歉意和无奈地告诉记者。而于永生也只能在微博上安抚有疑惑的人，“请您耐心等待各项财务收支的发布”。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毫无办法，“具体的进展情况我全都不知情啊！”
忙得焦头烂额的芦荻们无暇应对网络上对协会财务和紧急处理能力的质疑声，对于网络热议的此次救狗事件能否推动国家对于动物保护的立法，也没能力投以更多的关注。
“你觉得等国家立法得等多久？专门保护动物不被吃吗？怎么说服那些爱吃肉的人？我更倾向于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至于具体如何平衡，于永生说自己还没有想清楚。
“第一是政府部门的相关立法，第二就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了。我觉得后者更重要。”王琦还没多谈，又不得不转头接起了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