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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发津补贴凸显集体性自利
  • 2011年05月04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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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者变成自利者,显示权力约束的严重不足,只有上级检查才能纠正问题,地方民众的主体地位显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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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评论员 刘洪波  武汉市清退公务员多发津补贴,需退还的2007年至2009年间多发金额保守估计数千万元。这一新闻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根据报道,武汉市之所以需要清退公务员津补贴,来自中央检查组的例行检查。这次例行检查检查了广州、武汉、成都、青岛、宁波、南宁6市,检查范围包括公安、工商、城建、房管、教育、地税、卫生、房产8个部门,“各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规范发放津补贴的情况”。 

    例行检查,而非根据举报或者情况反映而检查,能查出“各地均存在”问题,可见公务员津补贴违规情况之普遍。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之所在。不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而是检查的每个地方、每个部门,都出现了违规现象。既然如此,需要的到底是例行抽查,还是全面整顿呢?

    报道说,“武汉市一名知情官员介绍,中纪委去年检查的6个地方,武汉滥发的津补贴不是最多的,广州等地发得更多。”但对公众来说,关注的重点大概不在于哪个地方哪个部门的公务员违规发放最多,而在于“不查都是按规定办事,一查都在违规办事”。

    那些违规发放最多的数据,将被人们引为公务员群体集体掠食情态的材料。我们不知道“发得更多”的广州等地是何种情况,报道中发得最多的是武汉市一市直机关,人均应退还金额7.39万元。平均来说,2007年至2009年间,每年超发2.46万元,而2009年武汉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18385元。

    超发部分就达到此数,普通市民作何感想?而事实上,在公众看来,公务员所享受的好处还有稳定的职业、全面的福利、各种公款开支的消费,以及灰色收入、权力寻租报酬等等。超发津补贴只是公务员不当利益的组成之一,这个部分的浮现,必然使人再次将公务员的种种“好处”联想起来,使官民差别再次突显。

    公务员对收入状况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当然是觉得少了。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公务人员的工资,与社会的平均工资存在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收入多了还是少了,不以公务员的感觉为依据。今天的中国,报考公务员的热潮经久不息而且越来越高涨,已经标示了公务员在社会各种职业中的比较收益,这不是“公务员工资低”的自说自话可以解释得了的。

    以“保护、爱护、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来要求保留违规津补贴,当然不具合理性。一个人,当其谋求进入公务员队伍时,积极性是何其高昂,而进入公务员队伍后,其积极性却须以违规多发钱来保护,这岂不是说公务员获得不当利益是一种合理预期?近些年中国一直有高薪养廉之议,我们既不知要高薪到何种程度才能养廉,也不知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多高的薪水后才能够廉,但我们知道违规发放津补贴与廉洁没有丝毫关系,而且公务员队伍暗暗自利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沦落。

    通过报道,我们知道武汉市公务员正在清退违规津补贴,而发现问题的其他地方又做得怎么样?暗暗发放,暗暗查实,暗暗整改,整个过程都在暗暗之中完成,显然不是现代社会的应有状态。没有公开,就根本不可能有公信。从来自武汉的报道,我们得以了解公务员违规发放津补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正视问题的存在。而一切在隐秘之中,我们甚至连问题都一无所知。

    从根本上讲,各个地方的公务员队伍,就是地方的执政者群体。这个群体的集体性自利,就是地方执政群体的自我谋利。执政者变成自利者,显示权力约束的严重不足,只有上级检查才能纠正问题,地方民众的主体地位显示在哪里呢?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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