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恐惧是家族的没落。中国有一句魔咒般的俗语———“富不过三代。”如果有人对两代人的成就进行一项纵向的调查研究，我确信，他们会在那些最近50年来以大学毕业生或技术工人的身份幸运地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中，发现一种共同的生存模式。这种模式大致如下：

    移民的一代(就像我父母)总是拼命工作，许多人刚来美国时几乎是一贫如洗。他们起早贪黑、没完没了地干活，直到功成名就，成为工程师、科学家、医生、学者或商人；第二代移民(就像我)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代，他们中的典型人物颇有建树。他们通常弹钢琴、拉小提琴，进常春藤盟校；成为专门的人才—律师、医生、银行家、电视主持人；第三代移民(就像索菲娅和路易莎)是那些让我们躺在床上彻夜难眠、烦扰不断的人。由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祖母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第三代人出生在生活条件极为舒适的中上层家庭。在孩提时代，他们就拥有许多精装本的书籍(在第一代移民—我们的父母眼里，那简直奢侈得近乎于犯罪)；有一些富裕的、成绩为“B+”的朋友。最后，也最成问题的是，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利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因而很不情愿顺从自己父母的意志、听从父母对他们的职业劝告。简而言之，所有的现象都表明，第三代人正在走下坡路。

    我知道，我无法让她们因为生在贫苦的移民家庭而发奋努力。我不能改变生活的现状———我们居住在一所老式的大房子里；有两辆体面的汽车；出门度假时，住在高档的宾馆里。但我确信无疑的是，与我和我的父母相比，索菲娅和露露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且更具可塑性。

    我的“反堕落运动”还有其他的组成部分。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也要求索菲娅和露露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学校里成为成绩全优的学生。“每次考试答题后都要记得检查3遍，”我告诫她们，“学习时，要查证每一个你不认识的字，要准确地记住它们的定义。”

    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女儿：“14岁的时候，我用锄头和铁锹挖了一个游泳池。”这事儿可是一点儿不假。

    我也喜欢向女儿们念叨：“每个星期六的早晨，我都用吸尘器打扫房间，我负责一半的面积，妹妹完成另一半。我还要清洗卫生间，在院子里除草、伐木。我还曾经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带假山的花园，为此不得不搬运50多磅的大石头。这也是我之所以如此强壮、强硬的原因。”

    在向孩子们传授经验时，我不断地回忆起父母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要虚心，要谦卑，要朴素。”母亲总是告诫我们，“最后就是最前。”我认为她真正想说的是———“确保你名列前茅，这样你才拥有谦虚的本钱。”而父亲的基本原则则是———“绝对不要怨天尤人或寻找借口。如果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对你不太公平，你就要用加倍的努力获得加倍的成就来证明你自己！”我也试图将这些做人和做事的信条灌输给索菲娅和露露。

    像我的父母一样，我还试图从索菲娅和露露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然而这却是我最不成功的一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害怕父母的反对，可索菲娅不怕，露露就更加满不在乎了。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美国人要传达给孩子的东西与中国的文化背道而驰。在中国的文化中，孩子质疑父母的想法、不服从爹妈的管教，或与长辈顶嘴，都是不被允许的。而在美国的文化中，图书、电视节目和电影，都在频频地为孩子敏捷的反驳、独立的个性特征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