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慈善遭遇柴米油盐，冰冷的现实冷却火热的理想。43岁的杜建玲一直想不通：做慈善咋这么难？历时8个多月的慈善之路难道真的要走到“尽头”？看着围拢在身前的10个可怜孩子，杜建玲落泪了：托养院办不下去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缘起：给特殊儿童一个家

    琅琊王路与解放路交会处，一个窄巷子的尽头有间200平方米的四合院。四合院里有棵枝繁叶茂的山楂树，墙壁上涂鸦着各种卡通动物图案，这就是爱心之家托养院。  “艺术，饭量见长哦，值得表扬！”“奥迪，该喝水了！”“小军，一会跟妈妈做康复。”四合院的课堂里传来温馨的话语。  “这些都是患有脑瘫、唐氏综合征、弱智等的特殊群体，我和其他三位姊妹是他们的‘妈妈’。”43岁的杜建玲告诉记者。爱心之家托养院是去年9月22日成立的，之所以想成立这么一家托养院源于朋友的故事。  “我的朋友就有一个脑瘫孩子，两口子为给孩子治病，花去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她几度想自杀，好几次想把孩子扔到河里，但又没舍得。”杜建玲告诉记者，这件事对她触动很大，而身边这样的家庭也不在少数，一个残缺的孩子足以毁掉一个完整的家庭。  是不是有一个托养孩子的地方，这些家庭就能得到“解脱”？杜建玲想起办一家慈善托养院。  于是，杜建玲拿出了家中仅有的四五万元积蓄，建起了爱心之家托养院，给这些特殊的儿童一个家，也还孩子的家庭一份清静与轻松。

    无奈：一箱奶、一桶油全靠从家里带

    满怀激情当起了“院长”，杜建玲却高兴不起来。  “当初，我到兰山区教育局去备案，教育局的同志告诉我说，办慈善托养院就是个无底洞。”杜建玲一开始不以为然，但她慢慢领会到了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说的。  因为考虑以慈善为主，杜建玲对每个孩子收取每月500元的费用，但事实上，很多特殊孩子的家庭都没有交纳费用。  办慈善，有的家长并不理解，口头答应交费用，但却一直拖着。“有的家长两三个月来一次，我们渴望与家长交流，但家长似乎有所顾忌，说完一两句话就匆匆带孩子走了。”杜建玲很不解。  “我有一种预感，有的家长早晚会抛弃孩子的。”杜建玲很担忧。  缺少了资金来源，杜建玲和同事们商量：工资可以不发，但不能影响了孩子的营养、学习和康复。  “说来真不好意思，建院8个月以来，没发过工资，一箱奶、一桶油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说完这句话，杜建玲沉默了许久。  退休在家的姐姐杜建霞知道了这件事，无偿参与进来，帮助杜建玲。“有的孩子作息不规律，晚上还得有人值班，她怕我一个人承受不了，所以赶过来跟我轮班。”杜建玲说。

    “兰山公安分局红卜寺派出所的小王没事就来院里，帮着看看孩子，倒倒垃圾。”杜建玲很感谢这些好心人。  采访时，刚参加完喜宴的市直某单位工作人员梁先生，带着喜糖专门来探望。“孩子们，有好吃的了！”杜建玲接过梁先生的喜糖，直奔孩子们的课堂。

    茫然：擦完眼泪，还得去为孩子们买菜

    “吃喝拉撒睡，头疼感冒啥的，这些孩子太特殊，一个孩子500元基本不够，况且又收不上来费用。”杜建玲告诉记者，“前几天，我自己一个人躲在旁边的小巷子里哭过！”爱心之家的路在哪里？杜建玲很茫然，但生活还得继续，“擦完眼泪，还得去买菜，孩子们还得吃饭。”  残酷的现实让她几度打算放弃，但是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杜建玲心又软了。“托养院说解散很简单，但真是舍不得孩子们，8个月的时间，彼此都有感情了，孩子们头疼脑热，不会表达，他们的父母不一定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我们就能知道他们想什么，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亲情般的默契。”杜建玲的眼里泛着泪花。  杜建玲告诉记者，其实，她们现在就是在做义工，仅有的一点资金来源，还得供给孩子们吃喝。  前面的路还有多远？

    孩子们熟睡时，杜建玲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棵山楂树想：如果秋天来了，山楂树上是否会挂满果子？到那时，托养院还在不在？如果在，孩子们就有美味的山楂吃了。

    探析：民间慈善事业亟需“玻璃箱”

    杜建玲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知道路怎么走？依靠政府支持？还是社会捐助？还是其他？像她的托养院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以及背后的家庭，谁来关注？  与杜建玲遭遇相同的民间慈善人士，不在少数，民间慈善力量面临发展的尴尬，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临沂大学的许彦博讲师认为，做民间慈善，值得鼓励，但需要有充分的条件，第一，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譬如李连杰的“壹基金”；另一方面，需要公众信任机构的支持，并非一腔热情就能走上平坦的慈善之路。  目前，中国的民间慈善往往伴随着尴尬与争议。“还是一个透明度的问题。”许彦博指出制约中国慈善发展的症结所在。“实际上，有的人愿意去资助，就像有的人需要资助一样，但想做慈善却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做了慈善却惹来非议，社会资金如何透明地运用到慈善事业中来，这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许彦博说，西方一些国家，将社会慈善资金放置到“玻璃箱”里，大家都能看得见，捐了多少，资助了多少，资助到哪里去了，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许彦博谈到税制的问题。“将部分税收合理转移到慈善事业中来，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一是企业减了负，二是，企业收获了心理的满足，可让社会慈善力量更为充实。”

    文/片 本报记者 孙贵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