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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长班”新加坡求学记
  • 2011年05月19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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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官员海外培训最初多去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后来转向新加坡。
    “新加坡有中西文化合璧的优势,在制度上不同于欧美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是一党执政,从政治生态上更接近中国。”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如此解释。

    学习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厅,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正在向演讲者提问:“选前给新加坡人发‘红包’(财政盈余分享),会不会有贿选嫌疑?……您认为新加坡长期下去是一党执政好呢,还是两党执政好呢?”

    演讲者是新加坡前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曽士生,他正在跟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班(MPA)和经济管理硕士班(MEM)的学员分享过去参加国会大选的心得。提问者,就是被俗称为“中国市长班”的学员之一。

    在这场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演讲交流中,曽士生数次不紧不慢地提到:“若是中国有类似的选举,这些方面你们可以留意和借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简称南大或NTU)位于新加坡的西南部,在20世纪90年代,这里成为中国政府派员“学习新加坡”的首选地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官员海外培训最初多去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后来为何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有中西文化合璧的优势,在制度上不同于欧美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是一党执政,从政治生态上更接近中国。”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如此解释。他还认为,可以用汉语教学,注重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也是新加坡大学的吸引力之一。

    “市长班”的课程

    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选派学员,最初学员多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因此被称作“中国市长班”。

    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或NUS)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是继南大之后又一培训中国官员的地方,2010年,该学院与国大管理学院合作,联手推出以中文授课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PAM)。

    据说每次开学时,都有商人要求入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MPAM项目主任陈抗对记者表示,“像我们这样的班,有很多企业家都想来这里读一年,跟这些官员打好交道,回去好办事;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民营企业家、私人部门是不接受的,因为我们是公共管理。”

    在南大和国大的“市长班”,教理论课程的教师大多来自中国,求学欧美;其他与新加坡制度有关的课程,由一些退休部长级官员和媒体掌门人担纲。课程安排还包括到新加坡政府部门参观访问,通常是高层接待。

    在李光耀学院,同学们曾被安排与新加坡总统纳丹喝下午茶。学习的后期,可以进入新加坡政府部门见习1周左右。

    “潜移默化”是陈抗经常强调的东西。陈抗对记者表示:“像我们这里,学员来了不久,就有两位前首相到这里访问,一个是布莱尔,一个是荷兰的巴尔克嫩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大使陪着,走的时候就一辆车。我们同学看到首相就这样来和走,好像在国内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之间,观察到事情有很多做法,思路打开……包括这次大选,学员也应该会学到很多东西。”

    对新加坡的误解

    接待中国的访问团多年,陈抗对一种类型的访问者的观点颇为保留。

    “很多中国来的访问团都要学习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是强权或者铁腕的政府,新加坡高薪养廉,新加坡国有企业办得很好”,实际上却存在着种种误解,“我跟学员们都不断在谈。”

    陈抗逐一分析,“有选举和没有选举是有区别的,有这个制度,就有它的不确定因素存在,所以民主制度其实是引进一种不确定的机制,把不确定体制化。有了这个以后,(执政党)就会担心结果。这些不确定性就会逼着这些议员毕恭毕敬地为选民服务。你议员不能当选,部长也当不了。有了这个危机感,不管一党如何长期执政,官员的行为就不一样了。”

    关于新加坡的“国企”,陈抗说,新加坡的政联公司(G1C)“跟国内的国企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概念是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提出的,他说我们这边不是国有企业,我们这边是政联公司,它是按新加坡公司法建立的,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私人有限公司’,法人、产权非常明晰,在成立的那天,就允许它破产,没有给它任何的保护。这也很容易理解,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不能用财政一直去补贴国有企业。另外这些企业按照私人企业的方法进行管理,有明确的激励机制。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信息相当透明。作为一个小国的企业,必须接受国际市场竞争,没有垄断和保护,虽然也有他们的问题。”

    对于那些对高薪养廉津津乐道的访问者,陈抗的答案是,“新加坡部长的高薪是从1994年开始的,但是在1994年之前,新加坡的反腐败已经闻名于世了。”他表示,事实上,新加坡政府也多次强调,给予顶级高官以高薪,首要目的并非为了养廉,而是吸引私营部门的人才“弃商从政”。陈抗印象颇深的是2010年,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老副总理吴庆瑞去世时,他亲耳听到吴庆瑞夫人跟前来吊唁的外交部长杨荣文说,吴一个月的养老金每天4元多,一个月就是120多新币(人民币600元出头)。“这是第一代新加坡领导人的报酬。高薪无法养廉,反贪要靠制度。”

    “站在中国之外

    看中国”

    对于学员们,这里确实是一个新的环境,他们居住4人一套的公寓,不管行政级别,抽签决定房号;外出活动经常穿着统一的班服:T恤衫和运动防水外套。

    连云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宋波说,老师们很多从中国大陆出国求学,现在“站在中国之外看中国,我们还是很有收获。无论是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还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不过,这也是课堂上经常发生争论的原因。不少教师有共同的烦恼:“你说中国不好,他跟你吵;你说中国好,他说你忽悠他……”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侨务外事处的杨守德在随笔里写了当“局外人”的意义:在国内得到的答案,与从国外角度往回看而得到的答案,大不相同。会不断发现,平时的行为习惯,还有很多不符合礼仪规范;自认为干得不错的工作,甚至采用的手段比较落后,缺乏远景分析和时时的检讨,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新加坡官员面对的百姓质疑更多;今天全球化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即便在偏远的县城,制定政策也要有世界的眼光。

    本版稿件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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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培训中国官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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