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成了权力者手中指东打西的棍棒，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和长官意志高于一切”的可怕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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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评论员 赵勇  新华社记者5月15日赴河北香河县采访土地违规流转问题，不仅被人跟踪，还有自称当地宣传部门的人上前盘问记者来历。这些情况我们已经不陌生，所谓“防火防盗防记者”，已成一些地方的“工作准则”。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当地警方的表现。

    新华社记者在村民家采访时遭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围堵，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记者拨打当地110求助，谁知警方非但不出警，反而质问记者为什么晚上要去村里采访，并称采访是要通过有关部门批准的。从当晚9时35分等到11时20分左右，本应保护公民人身安全的警方也没有出现，最后是40多位村民聚集了十几辆机动车，才护送记者安全离开。(5月19日《新京报》)

    当地有关部门采取跟踪盘问等非法方式阻挠记者采访，固然可恨，但当地警方面对记者的求助竟如此冷漠，简直令人气结。

    任何一个社会得以良性运转的前提，都是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不懈怠，也不越界。记者来采访，当地使出种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捂盖子，虽然可恨，但从逻辑上来讲总算还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杜绝一切负面报道，维护歌舞升平的稳定气氛，正是一些部门的“本职工作”，所以一见到记者来搞舆论监督，不惜一切手段阻止，便成了他们本能的反应。

    但警方显然不一样，他们的工作职责是维护治安，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至于负面报道的多寡，如何阻止记者的舆论监督，那完全不是警方要考虑的事情，自然也跟警方的工作业绩毫无关系。

    但在河北香河县，警方不仅无视记者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情况下的求助，而且还默契地配合其他部门盘问记者为什么要来采访，甚至说出“采访要经过批准”这样的话来，这哪还是一级公安部门，分明展示了个别部门所属保安队的形象。香河县警方的动作扭曲至此，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当地，公安部门被当做阻挠舆论监督的工具，而且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否则的话，你何以解释当地警方这么高的自觉性？

    贵州“瓮安事件”之后，舆论一个极其重要的反思，就是警察何以被习惯性地推上了维稳的第一线，以至于到最后出现了明显的“警民对立”和“仇警情绪”。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石宗源在瓮安事件处置情况汇报会上也做出沉痛反思：“一定要慎用警力，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但很明显，河北香河县的领导们并未吸取这些教训，在他们眼里，公安机关就是配合其他部门维稳、强拆、抵制舆论监督的一个工具而已。长期处于这种无法违抗的长官意志下，当地警方不仅逐渐忘却了自己要对警情负责的职能，而且还自觉帮助宣传部门盘问起了记者，这是多么可怕的异化！

    环顾四周，其实香河县警方的职能异化并非孤例，无论是配合强拆还是阻挠民众上访，无论是抵制舆论监督还是帮书记进京抓记者，你会发现，在越来越多权力滥用的领域，在越来越多民众权利被侵害的领域，都可以看到滥用警力的影子。在这样的扭曲环境中，警察离“维护治安、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本职越来越远，反而成了权力者手中指东打西的棍棒。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这些迷失方向的公安机关那里，根源在于“权力和长官意志高于一切”的可怕思维，各职能部门就要跟着这根指挥棒疯狂起舞，自身职责荡然无存———法院判案要服从大局、环保局要放下工作去招商……岂独警察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