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红杰

    听众：法治、德治、善治是什么关系？

    俞可平：善治是讲国家治理状况，是理想的政治状态；法治和德治是讲治理的方式。在国家层面必须讲法治；在社会管理里面，既要讲法治，又要重视德治。

    听众：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非营利组织是否会成为“二政府”？

    俞可平：在社会管理领域，尤其要淡化“官本位”，把社会组织引向“二政府”完全是错误的，但这方面确实有许多使人忧虑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些民间组织，特别想成为“二政府”，这种情况绝不能鼓励。

    听众：社会管理创新可否理解为弱化政府职能？善治的无度，是否将导致无政府主义？

    俞可平：社会管理的加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该管理的，什么时候都要管，而且要加强管理，但是它不应该管的，就坚决不要去管。社会管理的推进过程，首先应当是公共服务的扩大过程，公民权利的增加，而决不能成为公共权力的扩大过程，那样的后果将十分可怕。

    另外，没有民主和法治是达不到善治的，但是光有民主和法治，可能也不会有善治。所以，社会管理要更加注重民主和法治的作用，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理想状态是善治，而不是无政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