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是外界对许多山东导演的评价,这个词语用到导演孔笙身上尤为合适,作为《闯关东》《生死线》《钢铁年代》《绝密押运》等大部头的导演,普通观众只知其作品,对孔笙本人并不熟悉。
颇有“君子之风”的老小孩
齐鲁晚报:兰小龙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要在孔笙的属性后面加上一个“君子”,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个称呼?
孔笙:君子这个称呼我不敢当,兰小龙之所以这么说,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的性格比较谦和一点,在一些问题上往往会做出一些让步,不会与大家发生争执,所以给大家包括兰小龙这样的一个印象。
齐鲁晚报:兰小龙还说过,孔笙还是个老小孩,赖叽叽的,口才烂,不生气。
孔笙:也可以这么说。老小孩的印象可能源于我经常和大家在一起玩游戏,并且能够玩到一起去。工作当中,我希望大家特别是在做一件很苦的差事的时候,都能以一种玩的状态来面对,在愉快的环境中享受这个过程,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剧组都比较和谐。
我这个人口才的确不好,所以有时候一些采访、活动能躲就躲。我更习惯于哥们儿在一起说话聊天的那种感觉。
齐鲁晚报:君子这样的称呼,似乎与娱乐圈相差很远。
孔笙:其实我们这帮人之所以能够玩到一起,性格、脾气、爱好肯定都相投。相对于其他剧组而言,山东出来的团队确实更朴实一点。
严肃作品要传递创作者的历史观
齐鲁晚报:从《闯关东》《钢铁年代》到《生死线》,你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了导演的历史观。
孔笙:一个导演在对待一个历史题材,特别是年代题材的时候,是要有自己的观点的,这代表了一部作品想要传达、呈现的东西。上面提到的这三部作品,多多少少都有些史诗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们能够传递出创作者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没有办法来概括,我认为一个创作者在面对一个严肃作品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历史观传达给观众,不然是对作品的不尊重。
齐鲁晚报:你在筹拍的《琅琊榜》,其原著小说在网络上被无数网友热捧。
孔笙:《琅琊榜》不是遵循哪一个年代或者哪一段历史来创作的,而是把一个好看的故事放在了一个虚构的年代中,我觉得这部戏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往严肃历史观的操作方式,向着更商业、更好看的方向来做,这也是我们和制片人最初的一个想法,但制作方面肯定会延续我们团队以往的严谨和严肃性。
齐鲁晚报:最新的作品规划是什么?
孔笙:在筹备的电视剧《中国故事》,也是高满堂担任编剧的作品。通过温州一户普通家庭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走过的历程。用高老师的话来说,这部作品是让老百姓自己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他们带来了什么。这部剧有很大一部分在国外拍摄,预计下半年开拍。
理想主义情怀深入骨髓
齐鲁晚报:在同高满堂、赵冬苓老师的交流中,他们较多地提到理想主义(那一代人胸怀天下的情怀和抱负),你的作品是否也有这种表达?
孔笙:我可能比两位老师稍微年轻一点,但是很多情怀是相通的。我们这一代人所培养、造就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是深入骨髓的,无法回避。
齐鲁晚报:你之前的作品《生死线》有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也有年轻一代可以接受的东西,如何调整自己的思路来完成这样的呈现?
孔笙:《生死线》的剧本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严肃的抗日题材,但是骨子里有一种情怀,是兰小龙在剧本中所赋予的。我只是将这种情怀以更大众化的方式传达出来,让更多的观来接受它。“80后”、“90后”之所以能接受是因为它在精神气质上有他们能够接受的东西。在外化形式上它有一种游戏感,这种游戏感可能也是吸引年轻人的原因之一。
齐鲁晚报:高满堂多次提到他在创作《老农民》,作为老搭档,你对这种大跨度的史诗性作品是否有兴趣?
孔笙:我觉得《老农民》是个很严肃、很厚重的题材,高老师用一个农民的一生来表现中国的变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特别重要,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大跨度史诗性的作品,表现起来难度相当大。
电影是梦想不会太强求
齐鲁晚报:你的电影作品《极限救援》《天上的伙伴》都是内容精悍的小制作,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孔笙:谁都希望能够接大投资的影片,但是目前我们没有票房的号召力。就我个人而言,《极限救援》《天上的伙伴》这种讲小人物情感的题材更与我们相通,在情感的掌控和把握上也更感兴趣一点。不是每个导演都有接大片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也许就拍了。
就电影而言,我觉得电影可以更虚化一点,讲一个我们并不了解的东西,可能这样更电影化。我也在调整自己,慢慢去接受非现实的、超现实主义的东西。
齐鲁晚报:由摄像到导演,再成电影大导的有很多,在电影方面有何筹划?
孔笙:目前没有具体的计划,随性吧,有合适的、感兴趣的就拍,不合适的也不强求。我觉得电影是一个梦想,目前也在做尝试,但这毕竟不是我们的强项,不会太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