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鲁霞

    《官僚体制》和《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是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的两本小薄书，均写于半个多世纪前，近年新星出版社将其合译出版，译本虽因某种原因对部分字词作了技术处理，但还是赢得众多米塞斯追崇者的喜爱。

    米塞斯时期，社会主义思潮风行欧陆，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主义苏联迅速崛起，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浪潮也颇具声势。在此背景下，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目光如炬，石破天惊地道出了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其时，新中国尚未诞生，但其后遭遇的问题确被米塞斯言中。米塞斯在世时并未跻身主流经济学家之列，但世俗的平庸、岁月的流痕遮蔽不了思想的光辉，对照今日中国社会的现实，仍深切感到这位“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的思想魅力。

    《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对知识分子反对市场经济的心理作了细致入微、惟妙惟肖的剖析，从个人角度，更喜欢《官僚体制》关于社会官僚化的分析。米塞斯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管理各种事务的方式：官僚体制的管理、利润的管理。“在人类活动的某些领域里，不存在利润管理的问题，只能采用官僚的管理。”比如，警察局就不能按利润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米塞斯与马克思·韦伯具有良好的私谊且在思想上相互倾慕，他笔下的官僚体制管理如韦伯的“科层”一样，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由于在有些领域官僚体制管理是唯一可能的，米塞斯反对的不是官僚体制管理本身，而是官僚体制管理的无限扩张。

    官僚体制的管理、利润的管理这对概念，等同于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米塞斯的目的，还是在于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从十四、十五世纪“前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专制式干预，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放任；从凯恩斯主义和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国有化浪潮，到放松管制运动，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此消彼长，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之间的博弈从未消停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同样贯穿着从大政府小社会到小政府大社会演变的这样一条主线，这也是一项远未完成的改革，未来中国改革的成功仍然有赖于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的科学界定。

    对于官僚体制的管理，我们看到的往往仅是效率低下、滋生腐败等等，米塞斯却着眼于思想和心理的影响。“管制宣告了开拓精神的厄运。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不再抱有幻想。他知道为他做出的安排是什么。他将在林立的官僚衙门中谋得一份工作，他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上的小齿轮，而这架机器大体上是在做着机械运动。官僚技术的日程表将摧残他的头脑，束缚他的双手。他将享有安全，但这种安全是深陷囹圄的囚犯所享有的安全。他根本不可能自由地做出决定，塑造自己的命运。他将永远是一个由别人照管的人。他绝不会成为一个依靠自己力量的真正的男子汉。他战战兢兢地仰望着巍峨的官府，在里面耗尽自己的生命”(《官僚体制》)。米塞斯所说的“官僚衙门”显然并非单指行政机关，而是所有官僚体制管理泛滥的领域。官僚体制管理对经济的侵害已经众所周知，对社会的心理学影响更为隐秘。在米塞斯看来，官僚体制的管理是创新和自由精神的坟墓，这才是最为致命的。

    就官僚化的心理学后果而言，官僚化已经不是社会肌体上的一个仅凭外科手术就可拿掉的毒瘤，而是弥漫在空气中、渗透到血液里的一种毒素，危及到了社会的神经系统，诸多病症皆由此而来或受此影响，解除病症还需从解决社会的官僚化问题入手。最令人忧虑的是教育的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是社会官僚化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加剧了社会的官僚化。“伟大社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鼓励一切社会成员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探索和生活”(哈耶克)。自由和创造，既是伟大社会的必需，也是好的生活的必需。破解“钱学森之问”，首要的还是解决社会的官僚化并进而解决教育的行政化问题，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可能，呼唤中的大师才成为可能。

    思想家大都具有常人不备的敏感和远见，因此注定要忍受不被时代认同的孤独；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的，往往都是后来人，因为后来人已经深受其害并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