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任鹏
1937年到1947年，中共中央驻扎的延安，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归国华侨，人们就如“朝圣”般涌入这里。
而斯诺及夫人海伦、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众多外国记者，也睁大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打量并且试图理解这座抗日战火中与众不同的西北小城。
美国记者斯蒂尔在造访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真的，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延安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目光再次回到70多年前，追述那段红色往事。
2011年6月7日，中午时分达到32℃，是延安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
延安四周环山，延河水穿城而过，昔日的宝塔山如今已处于市中心的位置。登临宝塔山上的九层宝塔，可以眺望脚下这座繁忙的现代城市，远处则是包裹着延安的群山和连绵的黄土坡。
而在74年前，远处的群山和黄土坡仍在，脚下的现代化城市，却还是一座破败得有些荒凉的陕北小城。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入驻延安时，宝塔山下仅有一条并不平坦的土路，一下雨便泥泞难行。只有建于唐代成为延安标志的宝塔，依然矗立于延河、南川河交汇之处，看尽朝代更迭变幻、世间兴衰荣辱。
在这条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来来往往的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带领的队伍。
走，到延安去
1937年，抗日浪潮高涨的这一年，远在重庆的初三学生李莫愁对旧式教育感到厌倦，主动放弃了升学机会。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延安学校招生的消息，夜晚兴奋得难以入睡，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宝塔山传来的“抗日救国”的声音。
1938年春节，地上的鞭炮纸屑还未被清扫干净，李莫愁就与好友相约，集合了九个人，离开父母，奔赴延安。
在离西安50多公里处的一个小地方，他们在共产党开设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
路途和经历似乎在考验他们的热情。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他们步行四天，来到离延安更近的陕北公学分校。几个月后，李莫愁报考鲁迅艺术学院，终于在快飘起雪花的一个初冬傍晚，她在灰黄的土色中，看到了暮色中的宝塔山。
从1935年开始，在红白对峙的中国政局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象：通往延安的或公开、或隐蔽的大小道路上，几乎每天都有身着各色服装的青年，从各个方向汇聚而来，目的地只有一个：延安。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作家何其芳用热情的诗歌描绘延安散发出的迷人魅力。
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只有两个办法，除了党组织或个人介绍，便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毕业后，很多进步青年成为新生的抗日力量。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院校，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并在办事处设立专门的招生点，成立“招生委员会”，负责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学习和工作。
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国青年“朝圣”般奔赴延安。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车坐，绝大部分人是徒步前进。
油画家王式廓被编入到一个十几人的队伍中，从西安步行奔赴延安。
这些年轻人，每天天刚亮就上路，天黑下来才会休息，晚上他们可能找不到住所。一路是黄土纵横的沟壑，年轻人身上沾满了黄土，但大家并没有因为劳累感到沮丧，情绪反而越来越高涨。休息的时候，大家扯开嗓子学着唱起了陕北民歌。
走了12天，终于到达了延安。
根据美国学者统计，1938年底，等待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三年后，延安已形成约4万人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等知识分子群体。
“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
再换一双蓝色的眼睛看延安。
“清晨我在山间漫步，穿过峡谷，一路采摘野花……在这里它们显得漂亮极了。然后，我骑上心爱的‘云南’……一阵风似的驰过峡谷，翻过小山。”不只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还有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众多外国记者，也深深被延安吸引了。
那时的延安，就像是埃德加·斯诺初见海伦时，眼前的那一尊美丽的希腊女神像，散发出磁石般的魅力。
“我过着一种从未梦想过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美国，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惬意。”史沫特莱在延安申请加入共产党被拒，却无法减少延安在她心中的美好印象。
延安究竟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战是中国唯一的声音，进步青年的抗战热情在膨胀。
王寄生是一位从菲律宾回国的华侨，为了抗战，他先来到南京，战地服务团的报名处冷清无人。他和同伴仿佛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管事的人说必须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才能报名。王寄生愤慨转而奔赴延安。
“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很多人就这样走掉了。”一位上海青年说。
而延安的态度却正好相反。当时的延安，正在度过一段稳定的生活。暂时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堵，又远离日本军队，物质有保障，军队在发展，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走向。
一切同情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一切受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问过去，都可以到延安，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这是一个张开的温暖怀抱。革命青年来者不拒，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不加限制。“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
生活是艰苦的，精神是快乐的
在战时供给制下，八路军津贴分为五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每月津贴能有10元，是毛泽东等人的两倍。知识分子得到了一种被尊重的满足感。
这个偏居西北的孤立小城，精神的力量正在超越物质的需求。虽然条件艰苦，但“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延安散发出的不同气质，让外国记者也明显感觉到了。
陪都重庆被美联社记者斯坦恩称为“哀怨之城”和“一场噩梦”。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政府办事效能低下，官场贪污腐化成风。经济在凋敝，四大家族控制经济命脉。更让人失望的是，抗日的正面战场战线正一步步后延”。
对比的反差，给延安带来强烈的认同感。
来自美国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在观察延安，即使他们中最漫不经心的成员也会注意到，延安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想与敌人交手的愿望。
“政府应当是为其治下的人民谋福利的。像样的待遇、公正的税收、基本民权、丰衣足食，这是把共产党军队和政府真正与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要素。”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共社会生活，唯以英雄的主旨代替了村落的幽静。”在和毛泽东、朱德等人畅谈后，海伦坚信她找到了一种答案。
事情的发展总是相互的。知识分子们投身“革命熔炉”，同样也给延安带去了一股新风。
在全国各地建立50多个办事机构、与美国政府联络，世界各国记者、作家、知名人士以及众多知识分子的到来，让闭塞的延安了解到更多外面的世界，从而变得更加开放。
延安并不是只有单调的军事行动，政治、文化活动、学术活动穿插在生产劳动中。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上是快乐的。
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经常搞音乐会演出。7把自制的小提琴、一架破旧的钢琴和一把大提琴同奏中、美、英、苏国歌。75名男女学生组成的合唱队列队登上舞台，演唱《联合国歌》。有的男高音演员还会唱一曲《蝴蝶夫人》，虽然会和钢琴一样走调。
海伦会教高级领导人跳交际舞，她说共产党人对那种舞蹈的西方风度很有兴趣，没有任何反西方的情绪。
“中国共产党人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男女，也是具有现代生活方式的男女……我在延安同任何一个人接触，从未感到有丝毫困难。”
斯诺夫妇的断言
“这里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1937年，《七月的延安》让人看到明朗的希望。
原来，世界还可以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封建礼教、陋习都被废除，人际关系同志式的平等、互助。
在延安，领袖们的亲近态度让知识分子感到很亲切。经常进出毛泽东窑洞的客人中，一位就是非常有名的非党员作家萧军。
那时，领袖们都衣着朴素，言谈随和，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除了“毛主席”这个称呼，青年们可以直呼其他中共领导人为“同志”。
萧军是在1938年路经延安的，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很想见见这位知名的作家，便派秘书去招待所看望萧军，转达见面的意思。
“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来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最初，萧军是这样回绝的。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去看望萧军了。
萧军并没有因为领导人接见而欣喜若狂或者受宠若惊。后来，他到了延安，成为常出入毛泽东窑洞的客人。
塞克和萧军是延安“四怪”中其中的两位。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自己的住处谈话，塞克同样拒绝了，理由是：“有人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最后，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这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一股宽容开放的气息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出。
在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中，可以看到中共开阔的胸怀：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
1942年初春，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就像一股春风把知识分子吹得活跃起来。
知识分子以文学的形式，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批判。范文澜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引领了一股办壁报的热潮。
抗日大环境下，在很多知识分子心目中，中共的形象与国民党的形象正在渐渐反转。
斯诺夫妇在著作中断言，中国人已发展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