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毅

    我和我的丈夫高明志同志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于1938年参加八路军，经过严峻的考验于1939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72年，但当年入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20年农历六月十四，我出生在招远县东杨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跟着母亲背井离乡逃荒要饭。1938年7月，我参加胶东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三军二路)的军校。“九一八”纪念日那一天，接受统一番号：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从那天起，我军的战士统称为八路军战士。

    1939年初春，学校向全体学员传达了中央关于从军队调一批军人到地方去开展工作的指示，主要任务是：到敌占区发动群众，动员参军参战，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我报了名。随即被调离军校参加地方工作队，脱去军装换上便装，被分配到招远县夏甸镇，以教学身份为掩护，实质是地下联络站的秘密工作人员。该站工作直接由招远县委书记刘儒英同志领导。我们的工作是以小学为基地，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校内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教育，同时与教师交朋友，争取他们支持和至少不反对党在学校的教学方针。在校外，利用到学生家中吃派饭的机会，做不同阶层学生家长的工作，争取到一部分上层进步人士和我们一起宣传抗日救国。由于离伪军赵保元部较近，我每天换一个住处。白天教学，晚饭后教妇女识字班学文化，号召妇女走出家门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教儿童团的孩子们站岗放哨等。我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工作，记得夏甸镇有4个自然村，村中有一条大沙河穿越。晚饭后很多群众在沙滩上乘凉，我趁机教这些乘凉的男女老少学唱《流亡三部曲》和《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开展得很理想，特别是一些平日不大出门的女孩子和小媳妇们都纷纷走出家门。

    记得有一个15岁的姓尹的童养媳到学校找到我，含泪讲述了她苦难的身世，要我救她逃出苦海。我当即和她约定了在河东小树林接头，利用夜色掩护，将她送到8里外的八路军兵工厂，由教导员曲力同志将她留下。然后，我连夜赶回夏甸镇，从此一别48年再没见过一面。后来的日子，这位脱离童养媳苦海的女人嘱其孩子到处打听，终于在1987年由她的小儿子邵学鹏跟我取得联系，我们才又相见了。得知她在兵工厂入了党，还当了指导员。

    在夏甸地下联络站工作期间，党组织对我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培养，县委书记刘儒英同志对我进行了直接领导，根据我的工作表现，1939年4月5日那天，他郑重地向我宣布了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组织决定，并指定县妇联的李桂枝和教员范金堂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5月4日接到通知去离夏甸不远的柳仙庄当时的招远县长王德庵家，在他家的东厢房，由刘儒英同志主持会议为我们几位预备党员举行了入党仪式，我庄严地举起手来向第一次见到的标有镰刀锤子的鲜红党旗宣誓。随后，刘儒英同志带领我们诵读《国际歌》的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刘儒英同志对我们说：“共产党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视死如归，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要看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光明的中国一定会到来。”刘儒英同志严肃地公布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党员之间不能横向联系，不能谈论党内的人和事等等。最后和我们一一紧紧握手。从此我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夏甸地下联络站的工作成为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我永生难忘。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90华诞，我也91岁了。往事如烟，招远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刘儒英同志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可是他谦逊有礼、热情诚恳、平易近人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一次，在给他儿子刘志强的信中，我告诉他，刘儒英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一生，他与日月同辉，与大地共存，我永远缅怀他。(作者曾任济南市委监察处长，烟台市委组织部部长，1983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