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庄文石

    在艰难地说服娘家人之后，41岁的昌乐女子胡兰英走进了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手术室，用自己的一颗肾脏，挽救了生命垂危的丈夫。

    然而，还未来得及欢喜，胡兰英就很快陷入新的困境，一纸“捐助者医疗费不在医保保障范畴之列”的规定，彻底断绝了她利用医保减轻家庭负担的念想。出院日期将近，巨额的手术费用开始像一座大山，挡在她开始新生活的路上。

    捐肾救了人，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如今，这个身心俱疲的女子，只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待自己未知的命运。

    力排众议捐肾救夫

    “人都是自私的，不是因为实在没了办法，我也不会把自己的肾捐出来”

    在昌乐县阿陀镇卫生院上班的胡兰英，丈夫忠厚勤劳、儿子活泼可爱，家庭并不富裕，但也过的其乐融融。

    然而，平静的生活在2008年8月份被突然打破，37岁的丈夫李忠义被查出患上尿毒症，从那个时候起，胡兰英的生活开始进入单调的模式，一边等待肾源，一边陪丈夫做透析治疗。

    为了挽救李忠义的生命，胡兰英的公公李顺吉，小叔子李忠平，曾先后到医院做肾脏配型，但均因血型不合而宣告失败，李忠义的母亲身体有病，不适合捐肾，医院的肾源也迟迟没有回音。

    每个周两次透析，每次透析400元的费用开始吞噬着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积蓄很快花光，李忠义经营的手机小店也关了门。看着越来越虚弱的丈夫，胡兰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为丈夫捐肾。

    这个想法源自于她在2009年夏天从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一名妇女用自己的肾脏成功地挽救了患上尿毒症的丈夫，此前，从医的她已经知道自己的血型和丈夫相同，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看到儿子，她又有些后怕，自己把肾捐出来之后，将不能干重活，11岁的儿子刚刚上小学四年级，将来还需要有人照顾，万一手术失败，或者是接受捐肾的丈夫出现意外，儿子将来的生活就很困难。

    就这样一直到了2010年下半年，这期间，胡兰英又从网上找来大量的资料，发现捐肾手术也不是很复杂，而此时，丈夫李忠义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家里已经筹措不出多余的钱来为他透析，胡兰英决定，不能再等了。

    在用一年多的时间说服自己之后，胡兰英把想法告诉了丈夫。不出意料的，李忠义坚决反对，原因很简单，万一手术不成功，两个人都废了，孩子就没人照顾了。

    同样的理由也被胡兰英的娘家人用来劝她放弃，母亲徐洪芳和妹妹胡翠英，都曾登门劝说，她们害怕手术失败之后，将给自己的亲人带来更大的苦难。

    “你看着那样好，就那样办吧。”徐洪芳回忆起，她最终答应女儿的那一刻，心就像被人揪下来一样。

    6月15日，胡兰英和丈夫一起被推入手术室。四个小时之后，虚弱的胡兰英睁开眼睛，医生告诉她，手术已经成功，丈夫已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护理。她略微点点了头，又很快睡过去。

    身体能动弹之后，胡兰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重症监护室看望丈夫，但医生告诉她，李忠义需要隔离恢复，最好不要进去打扰。不能进门，胡兰英就站在门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从门缝里向里张望，她担心自己的肾不适应丈夫的身体，毕竟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如今，李忠义术后已逐渐恢复，各项身体指标也逐渐恢复正常。尽管不能常常到重症监护室看望丈夫，但是胡兰英还是从护士们的口中知道自己的付出有了回报。

    “人都是自私的，不是因为实在没了办法，我也不会把自己的肾捐出来”，胡兰英说自己捐个肾并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自己是最应该救丈夫的那个人。

    医保无望后的绝望

    在徐洪芳这个农村妇女眼里，医院也太不尽人情，虽说女儿救的是自己的丈夫，但是能把自己的肾割下来去救人，这是在做一件善事，医院怎么就一点也不给报销呢？

    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尿毒症的治疗费用都算的上是天文数字，自从2008年李忠义患病之后，借钱就成为李家人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李忠义此前开过一个卖手机的小门头，一年下来赚不到多少钱，胡兰英在乡镇医院上班，一个月只有七八百元的工资，全家三口人至今仍然挤在乡镇医院一个平房里，房子的产权属于医院。

    透析两年多来，李顺吉和胡兰英四处求亲告友筹钱，到今年6月份换肾手术之前，李家已经是家徒四壁，还欠下了20万元的外债。

    借助于在医院工作的便利，胡兰英一直从自己所在的医院赊药，但一年多下来，也已经欠下五六万元的药费。

    那一段时间，是李忠义一家最为困难的时候，弟弟李忠平为了给哥哥筹集治疗费用，甚至私下里去卖了两次血，直到听他身边的朋友说起，父亲李顺吉才知道这件事情。

    从手术的疼痛中恢复过来之后，胡兰英开始考虑如何解决两个人的手术费用问题。她盘算着，之前为丈夫透析治疗已经欠下了不少外债，这次两人的手术又要花掉不少钱，而丈夫换肾之后，也需要服用各种药物，抵抗排异反应。

    她想起，自己在医院曾经入过医疗保险，这次是住院动了手术，如果能报销一部分，就能减轻一下家庭的负担。

    6月17日，胡兰英打电话咨询自己医疗保险的事情。“医疗保险只能是患者生病或因外伤住院才能用，你这种情况不能报销”，电话那头是一个让她崩溃的答复。

    刚开始，胡兰英还以为是自己没有将情况说清楚，然而潍坊市社保中心同样的答复，让她彻底绝望。

    放下电话之后，她抱着头嚎啕大哭，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站在一旁的母亲徐洪芳，看着女儿痛不欲生的绝望神情，她知道女儿受了莫大的委屈。

    在这个农村妇女眼里，医院也太不尽人情，虽说女儿救的是自己的丈夫，但是能把自己的肾割下来去救人，这是在做一件善事，医院怎么就一点也不给报销呢？

    徐洪芳也开始陪着女儿掉眼泪。回过神来的胡兰英又抱着母亲安慰，“娘，不该埋怨医院，也不能埋怨任何人，这个是国家规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医疗费还是要交，在将能借的亲友借遍之后，走投无路的公公李顺吉选择了高利贷，日息3厘5的高息，他借了8万，这意味着，这笔钱晚还一天，就要生出280元的利息。

    “我现在属于内退，10年以来我的工资仅仅1000多元，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三间平房，要还高利贷，只能把房子卖了”。李顺吉说。

    实际上，李顺吉还照顾着一个病人，老伴长年患病在身，双手一直不停地发抖，光是吃药，一个月就得四五百元的医药费，而且，李忠义夫妻俩今年住院之后，13岁大的儿子也从镇上转来县城上学，每天的日常开销也得他这个爷爷负责。

    压力接踵而至，李顺吉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在我已经不再考虑将来的生活，为了儿子，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在谈起将来的打算时，这位老父亲声音里透露出来的已然是无奈之后的消极。

    实际上，李顺吉借的这些钱很可能仍然不足医疗费用的一半，据他估计，儿子前期的住院费用、两个人的手术费用，再加上术后的恢复保养，现在家里欠医院的费用恐怕得有20多万了。

    这个善良的老人首先考虑到的还是医院，他和家里人说，无论如何，医院里的钱不能欠着，医院治疗也需要成本，如果都因为贫穷不交钱了，那人家医院也就不用开了。

    在他看来，儿子和儿媳都有保险，如果能够报销一部分，剩下的钱用卖房子的钱也能还上。但是李顺吉不知道的是，儿媳的医保已经没有意义，儿子的医保也很难办理。

    原因是，儿子李忠义的保险是在昌乐办理的，因为种种原因，他的住院费用只能拿回本县报销，这就意味着，李家人仍然需要把欠款全部交上，才能从医院开出报销所需要的各种发票和证明材料。

    筹钱的事情，大家都在刻意的隐瞒。但纸里最终包不住火，李忠义最终还是从亲人满面愁容中知道了这个家正在面临的困难。

    最近这几天，这个一直被病痛折磨着的男人开始像小孩子一样闹情绪，不配合医生的治疗，甚至和亲人们大吵大闹，非要出院回家。

    在医生们连番劝说无效之后，胡兰英只能亲自到病房里劝说丈夫：“进都进来了，还差这么点钱么，你不要担心，我把你救活了，就一定还会想办法。”

    她救了人谁来救她

    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中国目前一些法律法规的改动，总是先由一些个案引起，然后再在各部门的博弈中艰难进行，一些不太符合人之常情的规定，有可能在个别事例的冲击下做出改变。

    自己缴纳了医疗保险，也入院动了手术，为什么就领取不到医疗保险？胡兰英至今仍想不通，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遭遇。

    胡兰英说，她曾经委托亲戚朋友查阅过有关医疗保险制度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发现说捐献器官的人不能享受医疗保险的规定。

    实际上，答复他的工作人员所依照的，是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根据这个政策的解读，基本医疗保险含义就是当人们生病或受到伤害后，由国家或社会给予的一种物质帮助，即提供医疗服务或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保险部门的工作人员据此认为，胡兰英的情况不符合医保范围，因为她既没有生病，也没有受伤，捐献器官属于自愿，因此费用不能报销。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潍坊人社局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也答复，像捐献器官来申请医保的事例在之前还没有遇见过，而且，像胡兰英这种情况，确实也不符合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

    潍坊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鲁东认为，胡兰英为夫捐肾值得钦佩，但她的事情也确实给医院带来两难，为她执行手术，医院确实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她和李忠义没有血缘关系，手术承担的风险相对就高一些，一旦手术失败，将给两个人造成伤害，因此，负责手术的医生承担了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这一切仍源于医院肾源的短缺，原因在于死后捐献遗体的人，目前仍然是凤毛麟角。

    而对于胡兰英的手术得不到医疗保险的保障，医院的医护人员均表示，这是国家的规定，目前无法更改，从医院过去的收费记载来看，医疗保险报销的都是因患病或交通事故、外伤等引起的住院治疗。

    “虽然这个决定看上去有些不尽人情，但是作为医院也没有权利去为患者讨这个说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这样说。

    法规也许不可更改，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同样重要。潍坊王杨律师事务所的王建华律师说，根据我国宪法和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比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中国目前一些法律法规的改动，总是先由一些个案引起，然后再在各部门博弈中艰难进行，一些不太符合人之常情的规定，有可能在个别事例的冲击下做出改变。

    如今，胡兰英说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精力来争取这个事情，自己看病拉下的饥荒，自己会想办法还，等丈夫出院了，自己就会陪着他干点轻快点儿的活。

    “我想好了，出院我就把工作辞了，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边挣钱一边照顾他。”胡兰英平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