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曾

    在党内党外都亲切称呼她为大姐的陈少敏（1902-1977），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人，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

    陈少敏的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田耕种，一边教小学。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3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19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陈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于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回到潍县进入美国人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于1927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在青岛以纺织工人身份做地下工作，为掩护山东省委书记任国祯，与他结为夫妇。1931年任国祯被杀害后，她离开青岛，先后在天津、河南洛阳、鄂东、鄂中等地区干过党的妇女工作、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并与李先念开辟革命根据地，指挥部队与日寇直接作战并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督办接管青岛各大纱厂

    1949年6月，青岛解放，中央派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少敏同志到青岛督办城市接管工作。她发现派往两大官僚资本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和齐鲁企业公司的军代表级别低、人手不足，难以应对工厂企业接管复工的复杂局面，立即向青岛市军管会提出建议，抽调了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柳运光（胶东文登天福山起义的早期组织者、党的七大代表，后任东北工学院、成都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到中纺建设公司，曹春耕、安军、章若明等8位军代表进驻各纺织厂，使这些厂的接管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工厂复工后，产品产量、质量逐日提高，由此，纱布市场趋向稳定。

    在接管工作中，由于当时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三不变政策，因此，各个纺织厂仍在执行解放前对工人的“搜身制”。陈少敏对此十分气愤，她说：“工人阶级现在已经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了，为什么还要受此污辱”。她要求军管会生产部立即下令废除搜身制，一刻也不能等待。由此，各厂的工人下班后，再也不用经过“搜身门”了。

    全国解放后，担任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陈少敏，经常在青岛各纺纱厂蹲点。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少敏在中纺六厂（今国棉六厂）下车间时，发现细纱车间当时年仅17岁的女工郝建秀值车的机前，不仅出现的断头和白花比别人少，而且在巡回操作上有条不紊。于是，她专门召集部分技术人员组成研究小组，对郝建秀值车过程进行跟踪观察、逐项测定和分析总结。几天后，研究小组将“三勤三快”（即眼勤、手勤、腿勤，眼快、手快、腿快）的总结送陈大姐审阅。陈大姐看后说：“三勤三快势必要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我们总结郝建秀机台断头率低、白花少不能单纯从提高产量出发，还要兼顾减少工人的劳动强度。郝建秀在值车过程中并没有付出过多的劳动。你们的总结没能抓住要害，缺乏科学的分析，必须推倒重来。”

    听了陈大姐的一席话，研究小组也开了窍，于是，开始新一轮的调查总结。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全国纺织行业第一个细纱工作法诞生了，陈大姐将此工作法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此后，全国纺织工业掀起了学习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热潮，我省济南、潍坊等地的纺织工人还总结推广了“五一织布法”、“辛子

    良白矾浆纱法”等等，纺织业的产量、质量明显提高后，有效稳定了全国的纱布市场，支援了当时的抗美援朝，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主任为此颁发奖金5万元，作为纺织工人福利基金。陈大姐提议用此基金在青岛汇泉建设一座纺织工人疗养院，让全国作出贡献的纺织工人轮流到疗养院休养。陈大姐还把出国访问时带回的两株玉兰树亲手栽到疗养院的花坛里。

    上书中央尽快颁布劳保条例

    陈大姐非常关心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每次深入车间，除了对细纱断头率、温湿度等生产管理提出改进意见外，更多的是从关心职工生活和加强劳动保护方面发现问题、提出要求。职工宿舍、食堂、浴室、厕所也是她每次下厂调查必到的地方。有一次，她发现厂区外墙上张贴着“轻伤不下火线”的巨幅标语，当场批评陪同的厂领导说：“这是把提高生产效率和关心职工生活对立起来看问题的产物，决不能让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继续蔓延。”

    她在调查研究时，发现工人们劳动条件差，待遇低，对政府迟迟不公布劳动保险条例很不满意，就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说：“工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至今不见公布。”正是由于陈大姐的上书直言，195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由政务院正式颁布，并在全国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