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了两道防线后，孙中山在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第二天，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限制袁世凯最强、也是最后的“紧箍咒”。

    一开始，袁世凯似乎被罩在《临时约法》的“紧箍咒”之下而使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深感欣慰。第一，袁世凯承认《临时约法》。根据这个约法，国家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内阁而不在大总统。第二，唐绍仪被袁任命为内阁总理。唐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甚至愿意参加同盟会。第三，内阁的十个部长中有四个是同盟会会员。第四，具有议会性质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占有相当多的席位。在一百三十个议员中，同盟会议员四十余人。此外，在各省当权的实力派中，也有不少同盟会会员。

    鉴于这样的一种权力格局，孙中山等革命者甚至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袁世凯个人再有野心也无法撼动民主共和国的基石。因此，解职后的孙中山宣布进军实业界，黄兴也淡出政坛，开始作逍遥游。然而，对付阴险老辣的袁世凯，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者都过于自信了。9月，再次换上了自己的心腹赵秉钧。在此期间，四名同盟会阁员也被迫陆续辞职。这样一来，这个责任内阁完全换成了袁世凯自己的人马，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内阁”，完全丧失了对袁的约束作用。如此“改造”内阁仅仅是袁世凯的小动作。在此前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向革命阵营举起了屠刀，连连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非法杀人事件，这就是张振武、方维事件和宋教仁案。 

    1911年初，革命形势空前发展，张振武几乎将家产变卖殆尽，把所得的钱财全部交给了共进会的财务部。10月9日下午，当起义计划不慎泄漏，起义机关的许多领导人

    都纷纷潜逃，革命面临毁灭的危急关头，张振武挺身而出，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使革命获得成功。张振武本人也因此声名大振，在起义胜利后，出任湖北军政府军政部副部长。但是，张振武与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不和。他从一开始就对旧官僚掌握新政权的做法不以为然，因此，在黎元洪当都督的问题上进行过四次坚决的反对，甚至想除掉黎元洪。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而为他后来招致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在袁世凯带领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期间，张振武一人主持军务部，组织抗击，并亲自带领军务部的成员和他的卫队奔赴前线与清军鏖战7小时。清军隔江炮轰武昌城，城内秩序混乱，这时候，张振武又和孙武发布命令张贴全城，然后亲自带领士兵在全城巡逻，稳定秩序，保住武昌城。

    对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首义元勋，袁世凯非常不放心。1912年4月，袁两次致电黎元洪，要求把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等主要骨干调至北京，严加控制。在袁和黎的威逼利诱下，多数革命骨干北上，被授予总统府顾问官一类的虚衔，唯张振武抗命不遵，愤然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耶？”坚决返回武昌。张振武的桀骜不驯既得罪了袁世凯，同时也惹恼了黎元洪。

    “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三人在武昌本来就构成了对黎元洪掌权的一个巨大威胁，更何况张、黎之间早有很深的怨隙。张振武一直看不起黎元洪这个被逼出来的都督，他在报纸上公开对黎元洪、袁世凯口诛笔伐，冷嘲热讽。还常常宣传“武装革命”。他在国民公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公开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这实际上就是在号召人们对袁世凯、黎元洪进行武装反抗。不仅如此，张振武在主持军务部工作的时侯，拥有60人的卫队，每个人配有短枪，出入军政府常常都由这些短枪队护送，弄得黎元洪心惊胆颤。军政府成立后，他执意掌控由革命党人组成的将校团不放，黎元洪虽然六次提议要进行“改编”，但他始终拒交军权。这一切都让黎元洪如芒在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精于揣摸的袁世凯早已看出武昌军政府内部的刀光剑影。在张南返武汉后，与黎元洪密谋，为达到双方共同的目的，干脆除掉这个“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