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张毛主席接见代表团的照片上，毛主席向代表们招着手，那手的前方正是山东的代表，我是靠手掌最近的一个，也特清楚。一个个欢笑的面孔，几乎都清晰可辨。

    □苗得雨  1960年7月22日至8月13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议的第二天接见了全体代表。第三天，大家在《人民日报》上，看见放头题的照片，毛主席向代表们招着手，那手的前方正是山东的代表，我是靠手掌最近的一个，也特清楚。一个个欢笑的面孔，几乎都清晰可辨。大家都高兴极了，想不到这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最为宝贵的一瞬间，却恰是自己与毛主席合影。会务上让代表们选洗照片，山东的代表差不多都特意将这份照片多加洗了一些。我加洗了三张，两张小型放大的，一张中型放大的。

    这次会议共开了22天，是所有文代会开会时间最长的。“文革”前开的三次文代会，这一次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共2444人。第一次是1949年7月，八百多人。第二次是1953年9月至10月，也八百多人。从团聚的意义上说，第一次是一个大团圆，是解放区与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

    1960年的夏天，三年自然灾害还未开始。这一次会议大的环境，总的状况还是好的。会议有规定，凡上届委员与各协会理事，是这次会的当然代表，反右后不管甄别的和尚未甄别的，该到会的都到了会。像山东的王希坚，就照常参加了会。虽然如丁玲所说“坐的是冷板凳”。可以设想，若不是某些运动，还会有不少同志要参加会的。然而相比此后的十余年，还是一次有着相当意义的大团聚。

    会议空隙里，山东代表团还去天安门前拍了一张合影，约上了中直代表团的陶纯、北京代表团的马少波和部队代表团的虞棘等山东老乡，也是山东文艺工作者的一次大团聚。每个代表团各方面的代表，也同时是各个协会代表团的代表。

    作家协会，第一次文代会时叫文协，第二次文代会时改称作协，山东作协是1959年三次文代会时成立的，那时叫作协山东分会。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山东代表团共47人。团长燕遇明，副团长鲁特、刘知侠。文学方面有王安友、孔林、冯沅君、丁秀生、安林、严薇青、李宗谦、王希坚、陆侃如。我在文学方面。我们这些也是作代会的参加者，包括鲁特、知侠二位。戏剧方面是蓝澄、李时、王命夫、赵剑秋、郎咸芬、刘君秋、张春雷、王浚洲、张秀云、孟丽君、刘梅村、李师斌；音乐方面是张斌、张英、何锦文；美术方面是于希宁、黑白龙、刘文泉；电影方面是方徨、励群、林祥福、曲源聚；舞蹈方面是于太赏、丁敏、祁本隆、孙丽、朱本圣；民间文学方面是董均伦、厉守禄；曲艺方面是郭文秋、邓九如、张军、李湘云；摄影方面是唐永平、王瑞华。

    上世纪40年代的老文艺工作者和50年代的新秀，有代表性的，可以说包括了相当大一部分。包括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张斌、王命夫等，在毛主席接见时，都是衷心欣喜的面容。许多人想起以后浩劫中的经历，都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宝贵的时刻。

    这次会议，还有周总理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李富春作了国家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陈毅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周总理报告时一直站着，陈毅的报告特别生动，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当时2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此次是第五次见毛主席。见周总理与听周总理报告也是数次了。想不到三年之后开始遭受批判，坎坷、曲折十余年。可是人不经艰难，受考验，长智慧，又怎能走向成熟？照片上的欢笑，是春风融融心境的流露，这心境也给我以久久的鼓舞。

    这张毛主席接见代表团的照片，因为在主席身边的是少奇同志，在“文革”中，照片的保存就成了难题。头一次抄家主要抄书———叫“抄四旧”；第二次是抄作品、信件与有关材料，其中包括照片。一些未发表的抒情诗、文讲所学习时的二十余本日记、朋友信件及让我代为保存的底稿、爱情诗，我都已付之一炬。所以，除了一些共知的“毒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罪证”。照片有少奇同志形象的两份小放大的，我忍心撕去了半边，后来抄的物品归还时，这两份不完整的照片也归还回来了。当时我与老伴主要想把那张中型放大的，怎样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两个想了很久，竟没有想出个办法。老伴说：“还是我想办法吧！”她临时放在一抱衣物的中间，待想起好主意时再藏起。不料，抄家突然进行。这一次抄得很有水平，我最担心丢失的一包发稿剪报与出的书的样本，也被从孩子床底下搜了出来。照片是一张不少地被搜去了。他们没在意衣物，老伴也忘了那里边还夹带了什么。就这样，这张照片便平安地过了关，以完整的形式保存到了现在。没想到“没办法”竟是最好的办法。世上有多少这样偶然的幸运。所以，五十年前的这张照片，当今天再端详时，尤感到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