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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知青”追忆往昔
  • 2011年07月07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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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开从小长大的城市,并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交给了一个时代。在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农村的各个角落,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这个群体又由舞台的中央走向边缘,若无人朝花夕拾,或将永远淡出公众的视野。

    如今两鬓斑白的他们在闲暇之余,每每都会想起那艰辛的年代,会想起那清澈的小溪,田野的芳香,那山里满地老树落叶诱人的气息。最不能忘怀的,还是那段苦难与欢乐交织的青葱岁月……

    1.杨增平:赵家,我魂牵梦绕的“家”

    十六岁的他成为第一批下乡知青

    退休赋闲在家的杨增平,是临沂第一批下乡知青。在外人看来,他与其他退休人员没什么两样。然而走进他的生活,你会发现,他的故事很多,多得让你忍不住想写一本小说。

    1968年6月23日,刚刚16岁的杨增平还是临沂一中一名学生,年少的他自然没能抵挡住这氛围的影响。尽管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影像资料来还原当年知青出城时的场面,但从杨增平口中,记者依然能明显感受到当时热烈的气氛。

    热闹和睦的大家庭

    “我们下乡插队的村子叫赵家,这是一个200多户、近千人、相对比较富裕的山村。”杨增平说。刚下乡的日子,虽然有些艰苦,但情况依然向好。“我们刚下去时,国家给每人拨付半年左右的生活补贴,吃饭不愁。住的是村里腾出来的老房子,不久村里专门给我们盖了新房。”

    “我们组12人分在8个生产队,每顿饭都要等到大家收工到齐才开饭,这时村里许多年轻人吃完饭就过来了,他们或蹲或坐或立围在饭桌旁,一屋子人说说笑笑,要多热闹有多热闹。”杨增平陷入往事回忆中……

    “我们下乡时最大的不过十八九岁,最小的还不到15岁,在社员眼中就是一群孩子,他们给予了我们广泛的关怀和体贴。每当逢年过节时,许多社员都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食物送给我们。二月二的豆子、清明的鸡蛋、端午节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饼、春节备的年货,都少不了我们的。”

    “下乡的第一个春节,我们都没有回城,美其名曰过一个‘扎根年’。那个年过得可真有意思,全组分别到社员家里拜年、串门。我们几个男生几乎没停脚,那晚上走到哪家就喝到哪家、吃到哪家、玩到哪家。那个春节过得非常热闹。”杨增平说起这些时候放佛就在昨天。

    不想说“再见”

    返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社员们知道知青即将回城,非常难过。“返城那天,同学们和送行的乡亲眼睛都红红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乡亲们和我们手拉着手,送了一程又一程,谁都不想说‘再见’。”

    杨增平说,那时上山下乡是大趋势,又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下乡时没考虑那么多或根本就没想过,比如说,下去后能否适应农村生活?如果挺不住艰苦的劳动怎么办?是一辈子留在农村还是有可能回城?没想到还能招工回城,这是谁也无法想象的。而回城时,似乎仍然没有想很多,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

    “岁月虽然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在我们生命的年轮上加了码,但同时也给予我们那么多美好的思念和深厚的友谊。这就足够了。只要我们时刻记住自己曾有过的那段热烈、紧张、纯朴的生活,就会永远保持那份激情与执着,那份纯真和快乐。”他为自己总结道。

    2.孔宪牛:知青生活“宛如平常一段歌”

    和同学一起插队到日照

    孔宪牛是1966年初中毕业生,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和同学一起被安排插队到日照县马庄公社。

    “插队那年我19岁,那一批共有800多人到日照插队,我们知青组的成员都是我在济南市23中的同年级同学,一共11个人。”孔宪牛告诉记者,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消息后,他就自愿报名参加了。  “下乡插队的那天是1968年7月6号,当天下午,我的几个同学还来给我送行,当时我们在济南大观园的一家照相馆拍照留念。”孔宪牛告诉记者,这张照片他至今还保存着。

    当天晚上,孔宪牛和同学乘上了火车。经历了一夜的颠簸,孔宪牛和同学于7号早上到达了高密。8号孔宪牛和同学们到达了马庄公社,石桥官庄大队派人将他们接回村中,安置在村中原来的小学中。

    大队给知青无私的帮助

    “我们到石桥官庄插队,当地大队对我们这些知青很照顾。”对于大队的帮助,孔宪牛至今心存感激。

    孔宪牛插队时19岁,同伴们的年龄也和他相仿,大家可以说都还是孩子,对于做饭这些家务都不会做,更不用说干农活了。“我们到了以后,大队就安排了两个人为我们做饭。可以说,我们最实际的吃的问题还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大队帮我们解决的。”孔宪牛说,他们每天都有同学跟着学做饭,到后来大家都学会了做饭,女同学还跟着学会了烙煎饼。

    下乡插队,劳动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孔宪牛和同学们被分到了大队的10个生产队,他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到大队的山林队。从此,孔宪牛就跟着社员一起在山坡上开梯田、种茶。“这就是最初南茶北移的过程,也就是最早的日照茶。”孔宪牛说。

    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1969年,孔宪牛和同学们在石桥官庄共同度过了第一个春节,春节过后,有人开始回济南探亲,还有日常上坡下地,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到了1970年,国家开始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招工,同学们陆续离开了他们这个“家庭”。而孔宪牛离开石桥官庄是在1971年7月6日,他通过招工进入日照县卫生系统。

    令孔宪牛没有想到的是,在日照县卫生局经过简单的培训以后,孔宪牛又被分到了马庄公社卫生院。在马庄工作期间,孔宪牛的宿舍被戏称为“马庄知青留守处”,马庄的济南知青常来他这里聚一聚。直到1976年,最后一批济南知青返城,他这个“留守处”才算撤销。

    1982年,孔宪牛调入临沂地区人民医院,离开了那片他待了10多年的土地。

    回忆起插队的日子,孔宪牛告诉记者,确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在他看来,那段经历很平淡,但他并不会为自己的那段经历感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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