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一审判死刑，二审又因“自首”改判死缓，有网友表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怎么能因自首就死缓？云南高院为什么还要对他人性化关怀呢？”云南省高院副院长赵建生说，当法官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必然要慎之又慎。

    当舆论的激愤和法律的严谨碰撞时，法官如何驾驭法律通过这个三岔路口固然值得围观，但大众如何理性看待最后结果，了解法律本意也是必须有的功课。

    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最高法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也是国家站在社会总体角度，制定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与我国传统意识中的“杀人偿命”理念有着一定的差异。

    ———赵建生(云南省高院副院长)

    杀还是不杀，法院会认真对待舆论的建议，但是不能以此来判案，要以国家刑事政策和法律来进行。而我们的社会需要更理性一些，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

    ———田成有(云南省高院副院长)

    声大，就倒向哪边

    “对每个判决，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法院不能听到哪边呼声大，就倒向哪边。”6日，云南省高院两位副院长说，高院对于李昌奎的二审判决是“认真审慎的，按程序进行的，合法的”。首先，此案“没有什么黑幕”，李昌奎家住农村，家庭经济困难，更没有什么“背景”，还被害人的钱都很困难，更不可能来行贿法官，法官是在其裁量权范围内审判的。

    他们介绍，判决不是一个两个法官做出来的，而是经过了审判委员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都要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高院审判委员会目前有27名成员，由法院领导、业务骨干组成，每次要成员过半才能讨论，而且要成员过半同意判决结果，才能作出判决，李昌奎案也不例外。

    李昌奎案属民间矛盾，社会危害相对较小

    李昌奎案的社会危害性到底有多大？赵建生首先讲了一个案例。在某小区，一小偷通过踩点发现某户人家总是没人，一天晚上他就翻墙进去，没想到遇到出差回来的主人，主人大叫、反抗，小偷拿出事先准备的刀将其杀了，抢了东西逃走。一时间，小区住户家家紧张、恐惧，纷纷装防盗门、防盗窗。也是在这个小区，一对夫妇发生矛盾，丈夫将妻子、岳母都杀死了。而这成了小区住户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指责此男子残忍、不孝顺。

    这两个案例代表着故意杀人案件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另一种是由于民间矛盾、婚姻家庭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第一种是针对不特定对象，对民众的安全感有极大影响，社会危害性极大；第二种是针对特定对象，社会危害性相对小一些。

    而李昌奎案中，被告人和被害人两家在同一个村，李昌奎还给王家飞提过亲，因为两家发生了纠纷李昌奎才从外地赶回并实施了犯罪。因此，案件属于第二种类型。

    “杀人偿命”传统与“少杀慎杀”理念有差异

    “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赵建生说，最高法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这与我国传统意识中的“杀人偿命”理念有着一定的差异。

    2007年，国家将各省的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今年的刑法大修中又废除了13种死刑。“国家对死刑严格控制后，口子越来越紧。”赵建生说。

    “我在想，家属是不是非要用杀人来治疗创伤？网络上一片喊杀声是否是一种进步的意识？”赵建生说，“你杀了他，他的家人又来杀你，冤冤相报何时了？！”目前整个社会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同态复仇”意识，而我们的司法理念要求少杀、慎杀。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因此，当法官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必然要慎之又慎。

    自首不必然从轻，要综合各种因素考虑

    关于网民热议的自首是否成了“免死牌”。赵建生说，法律上规定了自首，目的是分化、瓦解犯罪，教育改造犯罪分子。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但对一些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可以不从轻处罚。但从立法的目的上来看，是鼓励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李昌奎案中，他确实是有投案情节的，这就要看法官对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判断是否适用自首。

    田成有说，一个人如果有悔罪之心，能自首、如实交代，就可以得到一些宽容。否则以后没人会选择自首了。“整个社会应该更理性、宽容一些。”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