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离开欧麦拉的人》讲述了一个叫欧麦拉的城市。这是一个拥有幸福感和公民荣誉感的城市，没有国王和奴隶，没有广告和股票交易，也没有原子弹。为了不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过于理想而超出想象，作者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件有关这个地方的事情：“在欧麦拉的一栋漂亮的公共建筑的地下室里，或者是在那些宽敞的私人住宅的地窖里，有一扇房间，它有一个锁着的门，没有窗户。”房间里坐着一个孩子，有些弱智，营养不良，并且被人们所忽视。他在极度痛苦中勉强维生。

    所有的欧麦拉人都知道，他就在那里……他们都知道，他得待在那里……他们明白，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城市之美、他们的友谊之情以及孩子们的健康……甚至粮食的大丰收和风调雨顺的天气，都完全取决于这个孩子所受的可怕的痛苦……如果人们把这个孩子带出那个污秽之地以见天日，如果人们把他清理干净并喂饱他、让他感到舒适，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人们这样做，那么，欧麦拉人所有的繁荣、美丽和喜悦，在那一刻都将衰退并被毁灭。这就是条件。这些条件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吗？对边沁功利主义的第一个反驳，即诉诸基本人权的那个反驳，认为它们在道德上不可接受，即使它们能带来整个城市的幸福。侵犯那个无辜孩子的权利是不对的，哪怕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

    功利主义要提供一种基于衡量、合计和计算幸福的道德科学。它不加评判地衡量各种偏好，每个人的偏好都同等重要。这种不加评判的精神是其部分吸引力的源泉；同时，它许诺要将道德选择变成一门科学，这也表征出很多当代经济学的推理。然而，为了合计各种偏好，我们有必要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它们。边沁的功利思想便提供了一种这样的通用货币。然而，我们是否可能将所有道德的善都转变成一种单一的货币价值，而在此转变过程中却不丧失某些东西呢？第二种对功利主义的反驳对此表示怀疑。根据这种反驳，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价值都表述成一种通用货币价值。

    为了探明这种反驳，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功利主义逻辑在得失分析中的应用方式———这种得失分析是一种被政府和公司所普遍采用决策形式，它将所有的利益得失都纳入货币术语之中，然后比较它们，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复杂的社会选择引入理性和精确性。

    菲利浦·莫里斯是捷克共和国一家生意很大的烟草公司———在捷克，吸烟仍然很普遍且得到社会认可。由于担心吸烟使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捷克政府近来在考虑提高烟草的税额。为了阻挡税额的增加，菲利浦·莫里斯成立调查团，给吸烟对于捷克国民预算的影响作了一个得失分析。该研究发现，吸烟给捷克政府所带来的收入要大于支出，其原因在于：尽管烟民在世期间，会在预算中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用，可是他们死得早，因此能够给政府在医疗、养老金以及养老院等方面节省数目可观的费用。根据这一研究，如果将吸烟的“积极效果”———包括烟草税的财政收入以及烟民早死而节省下来的钱———计算在内，那么，国库每年的净收入将达到147亿美元。

    这份得失分析成为菲利浦·莫里斯公关上的一场灾难。一名评论员写道：“烟草公司过去常常否认烟草能够杀人，可是现在他们却为此吹嘘。”10一个反吸烟组织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它展示了停尸房中一具尸体的脚，脚趾头上贴着一枚标价1227美元的标签，这代表着每一例与吸烟相关的死亡，将给捷克政府节省的开支。面对公众的愤怒和奚落，菲利浦·莫里斯的首席执行官为此公开道歉，他说，这一研究体现了“一种彻底的、不可接受的、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漠视”。有些人会说，菲利浦·莫里斯的吸烟报告说明了，得失算计及其背后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在道德上非常愚蠢。将肺癌所造成的死亡看做是有利可图的东西，这确实显示出一种冷酷无情的对人类生命的漠视。任何一项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关于吸烟的政策，都不仅要考虑财政后果，也要考虑公共健康和人类幸福的后果。

    然而，一个功利主义者可能不会去争论这些宽泛后果之间的联系———痛苦与磨难，悲恸的家庭以及生命的丧失。边沁发明了功利这一概念，以精确地用同一个尺度来表述我们所关心的、各种迥然不同的东西，包括人类生命的价值。对于边沁学说的信奉者而言，吸烟报告并没有使功利原则陷入尴尬境地，它只是错误地应用了这些原则。一个更详尽的得失分析将会在道德计算中加入一个量，它代表了烟民的早死对自己及其家庭所造成的损失；这份更详尽的得失分析，还会将这些损失与烟民的早死给政府节省的开支作比较。

    这就将我们带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价值都能被转换成货币术语？有些得失分析尝试着这样去做，甚至去给人类生命定价。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两种得失分析的运用，它们产生了道德上的愤怒，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计算人类生命的价值，而正是因为它们这样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