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7月14日讯 (记者 孙贵坤)14日19时30分许，根据学校对本报报道作出的回应，记者电话采访了朱久霞，朱久霞告诉记者，她没有提出20万元的赔偿，这不是钱的事情。

    朱久霞告诉记者，确实有一个从事律师行业的朋友接触过校方，但20万元的赔偿之事，她并不知情。“当时我和朋友说起此事，朋友说，别让我把事情闹大了，他和学校的负责人很熟，他先去替我与学校沟通沟通。”朱久霞回忆说，期间，这个朋友给她回电话说，校方不是不跟朱久霞沟通，是不知道怎么沟通，其他的什么也没提，20万之说是没影的事。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委托过任何律师，去校方谈对我孩子赔偿的事，最起码这个律师得有我的委托书或者我本人去，去个人向校方提出赔偿，别说20万，他就是提出100万，他代表不了我，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朱久霞很气愤。

    “我如果是奔着钱去的，我就不报警了，不去立案了，我现在要的是你学校里猥亵我女儿的人，要的是说法！”朱久霞对记者说。

    “校方到现在没给我一个电话，为什么不交人？我女儿在校园里受了欺负、受了侮辱，我不站出来声讨学校，我还是一个母亲吗？我从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的那一刻起，你幼儿园就应该为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现在，孩子安全出问题了，学校怎么成了缩头乌龟了？”朱久霞说，她承认，7月13日，她向校方提出10万元的索赔。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朱久霞向记者表示说：“我就是一分钱不要，也要为女儿讨个说法。”

    “我送女儿入学时，我嘱咐老师，要给孩子多喝水，否则孩子容易上火；每隔三天或一周，给女儿洗洗屁股，要不容易发炎。”朱久霞说，这是她作为一个母亲应该说的，也是校园里的老师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