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中旬，正值中国阴历年底，北京城内外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忙着备置年货，出门在外的生意人则急着往来收账，人来车去，一派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

    一天中午时分，从北京朝阳门去天津的大道上，一辆骡车正从容地缓缓驶来。一路上匆匆赶路的行人和各式车辆上的商客都不会对它过于关注，因为从外表上看，这辆骡车极其普通。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却是一辆不普通的骡车，车上坐着的，不是普通的商旅之人，而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理论巨擘———陈独秀和李大钊。

    此时，李、陈二已经经过精心的乔装打扮。李大钊棉袍布褂，身着朴素，很像一个出门收账的北方生意人；陈独秀却是头戴毡帽的南方人形象，穿了一身厨师的衣服，装扮成厨师的模样。两人对自己的装束很不自然，不时地相视而笑。骡车先拐进河北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几天之后，又重新启程到达天津。李大钊又张罗着为陈独秀买了船票，让他乘船前往上海。

    堂堂的北大教授李、陈二人为何要以如此方式出行？陈独秀去上海又有何事？这里的事情经过并不简单。1919年6月，五四运动正万千波澜，起伏于南北各地。作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与高举苏俄革命赤色大旗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志同道合，走到了一起。他们在思想理论界为学生的爱国运动推波助澜，成为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和精神标志。

    6月，针对北京政府的惧洋媚外，陈、李商量并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公开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宣言的内容是：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如左：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11日，陈独秀、邓初、高一涵三人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陈独秀爬到一个露天电影厂边的屋顶上，然后把大把的传单散了下去，底下的群众被突然从天而降的雪片似的传单所吸引，纷纷捡拾、传阅。就在这时，从屋顶的暗角里出来一个人，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毫无防备，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给那人，那人一看，就大叫一声，“就是他”，随后一群人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把陈独秀逮了起来。高一涵见此情景，赶快扔掉传单，脱掉外套，躲藏起来，并设法通知邓初隐蔽。被捕的陈独秀为了保护他们就故意高呼：“真是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当时，作为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在北京已有相当的名气，他被捕的消息传开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一时间舆论鼎沸，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一致谴责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要求释放陈独秀。6月24日，远在上海的李达在《国民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他说：“陈先生捕去了，我们对他要表示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捕去的是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李达还在文中呼吁全国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向政府施压，要求“尽快释放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思想的陈先生。”

    9月上旬，作为南方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北洋总统徐世昌和总理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时，郑重其事地提出要求释放陈独秀。孙中山说：“你们做的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听到这番警告，连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经过各方的一致努力，9月16日，被拘留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陈独秀终于无罪释放。这一天，北京、上海的各报刊纷纷报道此事，一时间，陈独秀成为英雄人物而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但是，北洋政府并不善罢甘休，出狱后的陈独秀还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尤其是在没有当局允许的情况下，“不得擅自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