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南下》电视剧,唤起了一代人的记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60多年前,他们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渡过长江,南下上海、浙江、福建、江苏等南方各省,与当地人民一起剿匪、反霸、土改、恢复生产,建设新的家园。
60多年的风雨历程过去了。江洪、唐嘉伦,当年风华正茂的两位临沂籍小伙子,如今已变成两鬓如霜的耄耋老者,“南下干部”也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
江洪:风雨路上记下岁月情
奉命离乡
“下江南,下江南,反帝反封建,打到两广和福建,解放同胞两万万。”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南下干部中传唱的一首歌谣。
“那时我们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7月12日上午,在兰山区干休所,82岁高龄的南下干部江洪告诉记者。60多年前,他作为南下干部中的一员,从莒县出发前往浙江,同所有南下干部一起,精神抖擞地投入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中。
当时22岁的江洪,在莒县县委宣传部工作,因为表现突出,被组织选拔成为南下干部纵队成员。“队伍出发前,已根据目的地的需要配好了班子,到达新开辟的解放区就能投入工作。当时有两套班子,一套留守,一套随军南下。”1949年农历正月初二,江洪所在的一支队从莒县出发,先期到达枣庄进行集中培训。
江洪在一支队先遣队,“主要负责打前站,部队开辟一个新的解放区,先遣队就跟上,提前部署,为后来的南下干部纵队征集粮草、准备住所。一切安排就绪,再赶赴下一个解放区。”一路前行,他们开辟了一个又一个解放区,“每天行走80至100里路,十分疲劳。”
江洪告诉记者,南下时,并非所有人都义无反顾。“这也很自然,是人之常情。想想当时南下的干部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就是想着革命成功了在家过好日子。好日子来了,突然又要离开家乡父老,离开熟悉的土地房屋,去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不知那里的情况如何,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在当时都是巨大的考验。很多人犹豫或者不想去,有的就开了小差。”江洪记得有一对一起南下的夫妻,思想开小差,偷偷逃离大部队回到家中。组织上给予的处分是免除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从一名南下干部成为一名普通群众,并且接受群众监督。“如果带枪逃跑的话,抓到就执行枪决,组织上有严厉规定。”
部队抵达镇江后,改乘船前行,这才结束了苦行军式的行进方式。“说是船,其实就是一艘汽艇拖着一串木筏。”部队很快到达目的地杭州,休整过后,江洪和战友们分配了新的任务,接管义乌县。
剿匪反霸
到达义乌县,挂上“义乌县临时政府”的牌子,江洪和战友们投入到接管工作中。首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诚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国民党势力根深蒂固。加之当时刚解放,土匪、国民党军的零星部队还大量存在,所以剿匪反霸的任务特别艰巨。“我们坚持走群众路线,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青年团这些群众组织,完全依靠群众。因为我在明,敌在暗,所以这一战从一开始,我们并不占优势。”江洪说道:“但是我们有一个他们所不能比的优势,那就是人心,土匪恶霸再有本事,可以跟几个人,十几个人斗,但是不可能打赢人民。”
临时政府组织地下党员与地下武装,坚持游击斗争,当地武装与南下干部相互配合,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取得节节胜利。社会秩序日渐稳定,群众积极配合临时政府剿匪,“当地老百姓常去报案,称山上发现土匪,部队出动就能将其剿灭。”谈起当年的场景江洪还是记忆犹新。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中,南下干部也有伤亡。江洪记得,有位南下干部在赶赴会议途中,经过一片稻田时,被潜伏在那里的特务枪杀。有次召开村民大会,也有特务假装老百姓混入会场,幸好旁边的村民发现了特务腰中别着的手枪,及时将其控制住,才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1949年至1950年,临时政府接管的两年间,基本肃清了土匪特务。武装斗争后,他们开始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
脱胎换骨
艰苦奋斗、无私无畏、不畏时艰、不怕牺牲,这是所有南下干部共同的特质。
江洪说道,远离家乡,在异地攻坚,生活习惯、文化差异、地域差异一一都要进行艰难地磨合。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是相当艰难的,他们要不断地面对各种抵触,逐渐融入,并且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最后被认可、被信任。
江洪说,在义乌县开展工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互相不通;其次饮食不适应,北方人吃惯了馒头、煎饼,换成了米饭总觉得吃不饱,“特别想念家乡的煎饼”;南方雨水多,出门必带伞,湿气重,很多人水土不服,得了疟疾、脚气病、拉肚子。但即便如此,战友们依然激情澎湃。1957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的江洪到北京开会,回来途中经过临沂,回老家住了一宿,“离家8年多,要不是开会顺道回家,还没有过回家的想法呢!” “南下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我们虽然熟悉了农村的土改运动,并取得了一些管理农村的经验,但从没有离开过土地,没有见过高楼,没有坐过火车。大部分人最远到达的地方是县城,连省城也没有去过,更不用说南方一些大城市。一下子要去那么远那么陌生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是不小的考验。但我们在工作中学会了管理,并在接管中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回望过去,确实不简单。”
1976年,江洪因身体原因从岗位上退下来,1978年回到家乡临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