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自放

    “在长江以南的电视主持人里，你是最为知名的，你是否愿意我称呼你海派主持人或者海派男人？”在东方卫视一楼的茶座里，本报记者这样向知名主持人曹可凡发问。

    “还是叫我上海先生吧。”曹可凡说这话的时候，依然带着那标志性的优雅笑容，“我喜欢这样的称呼。”

    当主持人，结交的“圈子”很重要

    齐鲁晚报：齐鲁晚报记者在1994年曾对你做过专访，那时你已经比较知名了，17年过去了，与你搭档的女主持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可你依然是当仁不让的上海荧屏一哥，为什么会有“铁打的曹可凡，流水的女主持”这样的现象？

    曹可凡：做主持人就像做演员一样有些被动，之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里，这和我处的平台有关系，也有点运气，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努力。在主持人这个队伍里，我敢说我是比较能吃苦的，为了准备采访提纲，我查资料做功课到凌晨两三点是很正常的。

    齐鲁晚报：我听说你现在还带着徒弟。

    曹可凡：对，东方卫视年轻的女主持人王冠算是我的徒弟。我教给王冠最重要的就是要她做文化积累，这也是我自己的习惯，我一年读书40至50本，我要求王冠至少要读20本，她读什么书我不管，但是我要求她每两周要交给我一篇千字左右的读书笔记。

    齐鲁晚报：你已经红了17年了，是否会想自己不红了怎么办？

    曹可凡：这个行业向来是后浪推前浪，更新算是比较快的，我不敢说我红得发紫，只能说是粉红吧，一直粉红着，当然也有挫折。在这个行业，工作态度很重要，我每次走上主持台都当成是第一次主持，那样我会好好地表现；我也把每次主持当成是我的最后一次，这样我会珍惜机会，永不懈怠。

    当主持人，交什么样的朋友很重要，在哪个“圈子”里很重要，我不反对别的主持人结交权贵富豪，但我喜欢结交文化界的前辈，从我30岁左右时，我就刻意地这样做，我从他们的身上学会了很多东西，滋养着我的心灵。黄永玉老人曾经告诉我，人生难免摔倒，摔倒之后吸取教训爬起来的人可能会成功，摔倒之后不肯起来的人，只能成为失败者。这样的谈话让我在很红时保持平常心，在人生处于低谷时不气馁。做人如此，做主持人更是如此。

    做访谈节目，要“雅人俗做，俗人雅做”

    齐鲁晚报：在这个娱乐的时代，为什么做《可凡倾听》这样一个比较安静的、可能被边缘化的或者说收视率暂时还比较低的栏目，而且一做就是八年？

    曹可凡：十多年前，由于做电视节目的关系，我和很多文化界的老人有过一些联络。我是在这些文化老人的教诲中慢慢成长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文化老人渐渐凋零了。在这十几年中，我一直有这种冲动，想用电视媒体的方式记录下这些文化老人的音容笑貌。

    现在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娱乐化、快餐化，我不反对，但是不是除了这些，其它节目我们就不需要了？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精英文化了呢？我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我个人来说，许多老人的人格魅力、道德感召力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和启发。

    齐鲁晚报：作为一档走精英文化路线的节目，《可凡倾听》目前的嘉宾有文化大家，也有当红娱乐明星，你挑选嘉宾的标准是什么？

    曹可凡：这档节目创办之初挑选嘉宾的标准是必须选文化大家，我甚至说不采访那些60岁以下的人。后来这个标准在改变，我倾向于选择那些行业内顶尖的、具有指标性的人物，比如韩寒，我觉得他有代表性。当然，选择嘉宾也有不可突破的道德标准，比如郭敬明，他深陷抄袭风波，按新闻访谈类节目的要求看，很有看点，但我对他的抄袭有看法，认为他不符合这个节目的标准。还有黄维德，在和伊能静的牵手事件后，他的经纪人曾找到我要上节目，被我拒绝了。

    齐鲁晚报：经过多年的发展，许多明星对《可凡倾听》非常信任，如何做到这一点？

    曹可凡：我觉得首先就是你的态度是不是真诚。我有一个八个字的方针，叫“雅人俗做，俗人雅做”。比如说我跟谢霆锋做访问，“艳照门”这个话题我也会涉及，但不会涉及那么多。比如我跟刘嘉玲是很好的朋友，采访她不会出现“裸照”这些字眼，后来我就说“那件事”，她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件事。用这种最含蓄的方法，希望做得雅致一些，不那么八卦。尽管我们会损失一些收视率，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格调吧。

    主持风格上，我希望做上海的“厚度和宽度”

    齐鲁晚报：你是否愿意我叫你海派主持人或者海派男人？

    曹可凡：还是叫上海先生吧，我喜欢上海先生这样的称呼。是否能成为海派主持人，我不好评价，但我算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人，在主持上要求自己知书达理，有点国际范儿，稳重大方，有点幽默，同时有些传统范儿，类似于民国时期的文化人，有独特的艺术情趣。

    形成这样的风格，和我个人的成长很有关系。我的父辈都在上海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我父亲留下来的很多原版的意大利文、俄文书，我都看不懂，但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古典音乐教育的背景，我的父亲要求我必须学习好英文，现在看，即使作为一门技术，英文带给我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齐鲁晚报：你曾经说，姚明代表着上海的高度，刘翔代表着上海的速度，你自己代表着上海的厚度和宽度，这话怎么理解？

    曹可凡：当时是在世博会的开幕式上，也是我在主持当中的灵活发挥。当然从主持风格上看，也代表着我的追求，那就是宽厚、宽容一些。

    《金陵十三钗》，是我真正的电影处女作

    齐鲁晚报：除了是一个知名主持人，我知道你还涉足电影表演。

    曹可凡：哈哈，偶尔涉及，在电影《左右》里晃了几秒钟，纯粹是客串。在《建国大业》里，我演上海市长吴国桢，那纯粹是帮忙，当时演吴国桢的演员临时不能来了，导演黄建新很着急，拉我去帮忙，反响还马马虎虎。

    齐鲁晚报：在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里，听说你饰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曹可凡：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我有二十多场戏。在我看来，《金陵十三钗》才是我真正的电影处女作。这次把我折腾得不轻，因为我不是专业学表演的，在《金陵十三钗》里，我饰演的上海老绅士比较多的都是内心戏，而且大段大段的英文对白，英文我没有问题，但还有大段大段的日文对白。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我提前三个月减肥，张艺谋导演给我的任务是必须减肥10公斤，我减了15公斤。

    齐鲁晚报：以后是否还会涉足影视表演？

    曹可凡：还会适当涉及，有一部反映清末民国初期上海的电影正在筹备，我是制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