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北京人，1991年进入《中国教育报》当记者；1998年任职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月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2008年7月18日，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您如何评价这次突发灾难中各部门的工作？”

    “多年来……在上级机关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8月5日下午，北京朝阳区一个200人的大礼堂内，全场哄笑，只有王旭明摸着下巴，眼望“新闻发布会”的横幅，表情严肃。

    这是北京市某区模拟的一次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会场内的200多名学员未来都将走上该区各部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但面对“记者”的提问，该区文明办主任回答的“套话”，引来在场同事一致“哄笑”。

    那一刻，所有在场官员都变成了听众和提问者，而面对此情，台上的四个模拟新闻发言人如坐针毡。

    “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问什么，回答都是多年来……‘多年来’三个字属于新闻发布会忌讳的词，什么是多年来？几十年，还是几百年？这是教训，而且不要表扬和自我表扬，你这是参加事故发布会，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可以说点火就着了。但是感觉是所有部门表扬了一个遍，如何英勇救人，如何尽职尽责，如何领导关怀，就是没有问责的，而这个才是老百姓最想听的。”

    王旭明作为点评嘉宾，立刻走上新闻发布台，“接管”了会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个年过半百的人身上。

    “新闻发言人是个很时尚、很热闹，也很有争议的职位，我的好朋友王勇平就深陷其中了。”王旭明继续点评。

    这次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只是最近几十起邀请王旭明参加点评的培训会之

    一。

    王旭明，曾是一个有个性也饱受争议的新闻发言人，他存在于官场5年已是奇迹，而离开这个岗位让他“欲哭无泪”。如今，已成商贾的王旭明，因为《假如我是双汇故宫哈药红会的新闻发言人》、《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中国需要多少个温家宝》等多封针对新闻发言人的公开信，让他重新走进公众视野。

    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王旭明始终在寻找最佳的表达方式、最真实的公开。但他承认，2004年，他组织召开了32次新闻发布会，几乎平均10天就要开一次，但回过头来看，其实很多会都是可有可无的，质量、效率并不高。

    “有些新闻发布会里没有新闻，只有官话。”王旭明说，选择了新闻发言人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

    “什么是新闻发布会？是发布新闻的会，不是工作总结会，不是评功摆好会。首先看看发布了新闻没有。特别是事故后的新闻发布会，没有道歉、没有鞠躬、没有态度，这是我们很多发布会失败的原因，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会，一定要把道歉放在最前面。我干吗来了？我来表态来了。”

    说这些话时，又让人想起了他在《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里的话：“那天发布会上，你的语态太强势了，语调过于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错的，倒像是别人犯了错。神态也有些不合适……最不该的是有网友电视截屏中你职业性的微笑，这样的场合是断不该有的……”

    “新闻发言人重视新闻发布，但是我们很多领导不重视，比如在美国，最高级别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有白宫新闻发言人参与，但是我们的政府却做不到，因此新闻发言人面对公众时，可打出的牌也不多。”

    面对台下的学员，王旭明说，有时候很多东西新闻发言人都无法掌握，但至少我们的态度要诚恳。说这话时，王旭明显得很无奈。

    有评论说，转换了角色的王旭明仍然不甘寂寞，成为这个聚光灯下职业的“案内人”。

    “我现在的身份是公共知识分子，所以表达言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王旭明说，“假如还可以选择，我不会再做新闻发言人。”

    又想了片刻，他改口说：“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