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04版）

    王旭明：其实，我倒不赞同这种比较，因为比较半天不同，我们还是没法改变现有的体制。而且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文化、习惯，还有一些不同的待人接物的处事原则等，西方新闻发言人的长处不一定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你让美国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来我们的街道办当个新闻发言人，可能还玩不转呢。与其讨论这些不同，还不如多想想在现在情况下，如何当好新闻发言人。

    齐鲁晚报：有些像戴着镣铐跳舞。

    王旭明：可以这样形容，像戴着镣铐跳舞。但不是戴着镣铐就不能跳舞，就跳不出好舞。一方面，新闻发言人是公众和领导的桥梁，而另一方面，新闻发言人在服务时要平衡公众和领导期望，促进政府、企业和媒体、公众的相互理解。

    “请别再叫我原新闻发言人了”

    齐鲁晚报：如果有机会，您还希望再做新闻发言人吗？

    王旭明：第一，我不希望了。第二，假如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不想做教育的了，我不想做重复的自己。我特别崇拜、欣赏那些80后，三年干这个，两年干那个，经常跳槽。人生当中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工作，那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

    齐鲁晚报：虽然您不做新闻发言人了，但在《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假如我是双汇故宫哈药红会的新闻发言人》中，公众还是习惯把您和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联系起来。

    王旭明：三年前，我是作为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说话。卸任以后，我已经从官员变成了企业主，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可以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来讲话。在当下，每一个渴望进取的知识分子，都想完善表达自己的情感。

    齐鲁晚报：那你现在的“发言”，与新闻发言人时的发言，有什么不同？

    王旭明：肯定有，一个社会角色，就要说与你相适应的话。公共知识分子和官员，是一条河上行驶的两条船，方向是一致的，但船是两条船，路是两条路。我们现在有些官员，混淆了这个区别，当官员时，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有些退了休的官员，还在拿官员的身份说话，或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却说官话。

    齐鲁晚报：的确经常有人犯这种错误。

    王旭明：比如我对故宫的态度吧，我认为他们非常不好，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而且还态度不好，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故宫自始至终都没有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负责任的交代，我已经通过博客、微博做了几十次发言，我非常愤怒。如果放在三年前我讲这些话，那可能就不妥，会被认为是代表教育部表态。现在则可以自由地评论了。

    齐鲁晚报：那您希望，现在人们应该如何认识您？

    王旭明：所有的新闻发言人，卸任以后，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吧，但是很少有人被称作“原新闻发言人”。我搜遍了，好像只有王旭明，公众和媒体不厌其烦地说，他是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我对公众和媒体还记得我表示感谢，但我希望大家以后直呼其名，王旭明。不要称呼我为“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了。

    齐鲁晚报：虽然您已经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但在大家印象中，您一直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王旭明：谢谢，我还是一个感性的人，经常有冲动的时候。比如故宫和春晚，我一直在反驳。可不可以不说呢？可以，但不说就难平内心愤懑。

    比如说，我在微博上说，建议故宫把破损的瓷器粘好了，低价售出，找出废旧文物重复利用的新经验。我查了一下字典，发现故宫的“故”字就是逝世的意思，因此故宫还不如叫死宫。这就是很感性的话。

    齐鲁晚报：现在网上仍然有王旭明语录，有您“没钱就不要上大学”的言论，现在回头再看，您觉得那时候感情用事了吗？

    王旭明：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当时是代表部门发言，现在我代表我自己。我当时没有想错。

    齐鲁晚报：您的确有个性。

    王旭明：我倒是很希望通过你的文章，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真正有良知有操守的专家学者，在社会普遍比较浮躁的情况下，讲一点良心话，讲一点真话，讲一点与普遍流行的话不一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