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杰
自6月中旬起,北京市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对待这些学校,不同区县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政策,但陆续关停、分流学生是一致的政策方向(本报8月17日A19版曾报道)。
“想不通,我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十多年,一直觉得做的是好事,是善事,但总是被驱逐。”这是团河实验学校校长杨女士在学校被关停时面对媒体说的话。据媒体报道,关停的借口是: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当做善事的温情遇上冷冰冰的制度规定,总是显得苍白无力,于是,我们看见,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被关停,上万学生将会面临无书可读的命运。
其实,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大多数城市的公立学校解决不了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于是打工子弟学校才大面积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子弟学校起到了教育分流的作用,为城市教育作出了贡献,理性地讲,存在安全隐患的学校应该关停,但是30所打工子弟学校难道都存在安全问题么?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安全问题的打工子弟学校需要关停,那么至少也应先给这些孩子们安排一个去处吧?不能一纸禁令到了,学校就关门了事,对学生该怎么办就撒手不管了。应该让教育的阳光洒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