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杰 

    自6月中旬起，北京市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对待这些学校，不同区县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政策，但陆续关停、分流学生是一致的政策方向(本报8月17日A19版曾报道)。

    “想不通，我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十多年，一直觉得做的是好事，是善事，但总是被驱逐。”这是团河实验学校校长杨女士在学校被关停时面对媒体说的话。据媒体报道，关停的借口是：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当做善事的温情遇上冷冰冰的制度规定，总是显得苍白无力，于是，我们看见，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被关停，上万学生将会面临无书可读的命运。

    其实，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大多数城市的公立学校解决不了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于是打工子弟学校才大面积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子弟学校起到了教育分流的作用，为城市教育作出了贡献，理性地讲，存在安全隐患的学校应该关停，但是30所打工子弟学校难道都存在安全问题么？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安全问题的打工子弟学校需要关停，那么至少也应先给这些孩子们安排一个去处吧？不能一纸禁令到了，学校就关门了事，对学生该怎么办就撒手不管了。应该让教育的阳光洒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