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晚，就“卢美美事件”，本报记者联系到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社会福利研究中心主任高鉴国教授。高鉴国认为，公众对此事质疑属正常反应，而合理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是减少公益慈善组织“麻烦多”的关键。

    高鉴国说，此次引发争议的“中非希望工程”风波，实质是缺乏完善合理的管理及监督制度所致。

    高鉴国告诉记者，卢星宇引发公众质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父也在该基金会任职，“年龄小其实并不是根本问题，关键是家里有两个人在同一个慈善项目任职，人们就有理由质疑。”

    “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机构基本都有一套相对先进的监督机制。”高鉴国说。

    “比如说回避制度，”高鉴国解释，“按照美国制度，如果有亲属在慈善机构任职，那么与他有利益关系的人，就应当回避，亲属就是其中之一。”

    而“回避”的这些人，又可称之为“丧失资格者”，“就是说，他们丧失了在同一个慈善机构任职的机会，”高鉴国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善款被“私吞滥用”。

    但是，目前国内的慈善制度对这方面的规定却有待完善，“也有一些规定，但多是原则性制度，缺乏可执行性。”

    这样的结果，“就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高鉴国坦言。

    此外，由于仍处于发展当中，我国的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程度方面，“仍有待提高。”

    高鉴国仍以一些发达国家的慈善制度为例，“他们无论从行政监督，还是公共性监督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

    这样的结果是，慈善组织会定期公布收支详单，公众也能很方便地查到自己捐献资金的去处。

    “这样既能保证慈善组织健康运行，又能很好地维护民众进行慈善捐助的信心。”

    “但在现在的社会现实下，要实现这点，很难，”高鉴国毫不避讳地说，不单单是慈善组织，“当前整个社会都缺乏一种信息披露的意识和勇气。”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慈善组织能够“独善其身”，显然“不现实”。

    本报记者 刘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