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腾腾

    调查显示，2003年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如今大多都已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面对是否最短命职业的疑问，曾对离职“欲哭无泪”的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反问，新闻发言人该顶雷吗(本报8月18日A04版曾报道)？

    对于此次王勇平的离职，铁道部有关负责人称并非是免职或被停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这次调动是否以问责的形式，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不难发现，很少有人能在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上“光荣”退休。

    正如王旭明所说，假如遇到领导工作没做好或者不愿公布信息时，通常是发言人去堵枪眼，然而这种情况下，单凭发言人的一张嘴是不会解决问题的，犯错的不是自己，却要代表犯错的人的立场接受大众的拷问，在回旋有限的空间里，他们往往会成为公众的出气筒，如果回答的内容有丝毫闪失，就成为众矢之的。同时，通常发言人并没有掌握核心权威的信息，而在发布会上，对于关键决策和实际操作的具体问题必然会被问及，发言人在不能满足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情况下还得拼命维护本部门的利益，很容易出现各种漏洞，这个时候就需要部门有决定权的负责人出面给群众一个满意的解答，如果高层无一人出面回应公众质疑，单靠发言人独挑大梁，是很难堵悠悠众口的。

    首批新闻发言人纷纷离职的现实折射出中国发言人制度的尴尬，笔者认为，在公众的知情欲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今天，要想走出这种困境，不能单靠发言人作挡箭牌，需要主要官员面对公众，才能真正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才能真正做到通过新闻发布推动公权机关信息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