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是本人少年时所犯错误中最多的一类。

    如果找一小时喜欢偷的理由，自然是“穷”。我父母尽管都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可到“文革”时职位仍较低，工资不多，我们共姐弟4人，加上老家人还添点负担，每月收入也就仅够基本生活花销。记得曾非常喜欢吃一种2分钱一根的冰棍，若父亲某天高兴，给一毛钱让去买几根回来，每人分一根，那真是天下最可口的美食呀！偶尔几人分一个苹果，我弟弟那一小块总舍不得吃，常藏被窝里，捂臭了再吃。

    但我的家庭毕竟属于“礼教”家庭，我自小在班里又是优秀学生，当时我及我们的一个小圈子，对于“偷”，在是否道德的评判上，似乎也有一种意识上的“潜规则”：偷钱算偷，偷某些物不算偷；偷私家个人算偷，偷公家的某些东西不算偷；偷吃的、以戏乐为目的的有时也不算偷……

    那一次，我领弟弟去偷碎铜丝。

    解释一下：我自小生长在枣庄矿区，父母分别在矿务局机关及下属枣庄煤矿当干部。我家距枣庄煤矿很近，矿上的碎铜零铁，甚至器件自然成我等孩子觊觎的猎物。那一次，我突然瞅准了一个别人忽略的猎物：衔系铁丝网的铜丝。那时煤矿许多区域不砌围墙，以铁丝网遮拦。铁丝网又都是以几根铁丝辫子似绞成带刺的长长一股，再上下纵横衔成。衔这些铁丝辫的就是一截一截的铜丝。那次，我和弟弟去矿东井一工区，趁人不注意，偷偷将衔系铁网的铜丝解下许多，去市里的废品收购站卖掉了，好像卖了七八毛钱。这么多钱能买多少冰棍呀！至于当时买什么吃的忘记了，但那些天肯定是我们兄弟俩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但不久我们的行为就败露了。当然不是败露给了公安，而是败露给了父母。可想而知，面对一生中常打我的父亲，我下一步的结局自然像电视剧里那样挨“笞杖五十”。还有，人说打人不打脸，但父亲最骇人的恰是突然就掴儿子的脸。母亲为此常唠叨责怪他：“一打就打脸，打腚多好！”父亲总是辩说：“(气上来了)哪有时间再扳腚！”

    但这回挨打挨得还不是很重，因父亲仅知道我们去收购站卖了铜丝，却并不知我们偷的方式是解拆铁丝网，我们骗他说是人家打扫垃圾我们捡的。父亲说：“捡也不能捡！”

    小时虽常挨父亲打，但挨完打那会儿总是我心情最放松的时候，因知道父亲打过后，气就出了，至少不会接着再打了。这回挨完打我刚要放松，不想父亲又来了事。他从里屋走出，持着一元钱，厉声对我说：“去！去收购站买回来给人家退回去！”

    想想吧，这可太难了！人家能回卖吗？说不定人家早卖给炼铜厂了。

    但我自小就聪明，这回突然就有了灵感：原来事情败露前，我与弟弟又去另一段铁网解拆了一包铜丝，正掖在乱七八糟的床底下，还没来得及卖哩。这回正好，卖给我父亲。而那一元钱真馋人呀！

    我瞅空把第二次盗解的铜丝取出，说是从收购站赎回来了。父亲让母亲领我们去退赃，并附带道歉。母亲虽常与父亲嘟囔着吵，但她又极崇拜父亲，对父亲总是言听计从。她即带我们去退铜丝。

    到了工区一平房内，找到几个工人，母亲说明来意，将铜丝还上。母亲道歉后让我们弟兄俩道歉，我俩也就假惺惺道歉。对方态度非常好，说：“噢———打扫垃圾扔了的，不算事，不算事———你看人家这样的家长！”

    如今回忆起来，联想到另一件事儿：我班一女同学，去同学家看到人家五斗柜上放着钱，就偷了，父亲将她扒光了衣服打，我们都去攀窗户看那女同学的光身子，她父亲毫不避讳。照当下的看法，我父母毕竟是那工区上面的干部或曰“领导”，竟领儿子找工人公开退赃。想起一句“家丑不可外扬”的俗语，这理儿在我少年时代，家长们显然多不认同。

    近来，一直被许多事件所困扰，如今这都怎么了？无论是一些单位或个人似乎都容不得外扬“家丑”，容不得曝光，更容不得批评，一旦发生点错误就拼命掩饰，好像百姓皆愚他们独慧，结果许多事都欲盖弥彰，百姓更加不信任。这究竟是怎么了？

    转眼就是五十好几的人了，近年来脑中过滤的多是过去，过滤更多的则又是如今自以为当时犯的错误。反省、忏悔似乎成为自己眼下解脱莫名生活压力的一种特别需要。在此借这个专栏进行一次心灵的真诚忏悔，也有一些如影随形的思考潜隐其中。当然，本人自以为一生错误非常多，因诸多都明了的原因，此栏目仅将一段时间某些性质的“错误”予以坦露。

    如果找一小时喜欢偷的理由，自然是“穷”。

    陈中华，大众日报高级记者，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山东作协全委会委员，业余以小说写作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