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4日上午，“五三”惨案第二天，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在济南珍珠泉大院的司令部办公。这时大院上空来了一架标志不明的飞机，投下两颗炸弹后迅速离去，当场死伤19人……欲知蒋介石安危如何，请看———

    □于建勇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赶跑山东军阀张宗昌，一举占领济南。2日上午，总司令蒋介石乘专列以战胜者的身份风光入济。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把列车停在津浦铁路济南站，而是停在了济南南部、30里之外的党家庄车站。

    这很可能是蒋介石留的一手，主要是为了避免受制于日军，同时避开日军的监视。因为张宗昌在逃跑之前，把商埠区驻防任务交与日军，而济南站就在商埠区之内。蒋介石不可能把自己的专列停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那样的话，岂不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告诉了日军？

    此刻，张宗昌已从济南逃到德州。为免遭北伐军的追击，趁机“过河拆桥”，炸毁了津浦铁路的“咽喉”要道———泺口黄河特大桥。

    到达济南的蒋介石，则在张宗昌旧督办公室(今济南珍珠泉大院)设立总司令部，部署绥靖事宜。

    下午，蒋介石任命第四军军长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马登瀛为济南公安局长，训令部下“忍辱负重”，“不与日军构争”。

    商埠区黑云压城

    5月的济南，本应该是个和煦的春天，但此刻的济南却黑云压城，风雨欲来，杀机四伏。

    5月1日，一列满载600名日军的火车停在了胶济铁路济南站(原济南铁路分局所在地)，为首的是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此后他在商埠区经二、纬三路交叉口东南角的正金银行设立司令部。

    与日军一墙相隔，便驻有中国国民军一部。日本军队的举动，显然与北伐军入济南城有关。城内形势骤然紧张。

    5月3日上午，一阵枪声打破了商埠区的宁静。

    据时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四十军军长贺耀祖回忆：“3日午前9时，日军向靠近其驻扎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动了攻击……引起了敌我在商埠的全面战斗。”日本间谍佐佐木受福田指派，“于下午2时许跑到蒋介石的司令部……扬言日本国内正在动员，如果继续打下去日中全面战争必不能免。”

    而这正是蒋介石所担心的。他急忙派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军提出，中国军队仍有部队在抵抗，必须立即停止，并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蒋介石接受日军要求，严令不许还击。恰在此时，有两个日本兵被流弹打死。日军借此大举向北伐军驻地进攻，不论官兵，见人就杀，一时尸体遍街，血流成河，哀声动地。

    5月4日凌晨，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至津浦铁路办事处，同日军第六师团参谋长黑田周一谈判。

    日方提出三项停战条件：(一)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与津浦铁路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20里外。

    对此无理要求，熊式辉以没有得到总司令授权为由拒绝签字。

    熊式辉是日本陆军大学的学生，他同福田司令部的参谋长和许多参谋都是同学，懂日本话。尽管彼此相熟，沟通方便，但无济于事。看来，同学关系并不可靠。

    蒋介石死里逃生

    熊式辉对日军声明，中国军队决不发射枪炮，希望日本军队也不要乱放枪炮或投掷炸弹。但很快，炸弹就差点落到蒋介石的头上。 

    时任战地政务委员的罗家伦回忆：“4日上午，忽然来了一架飞机，在总司令部上空投弹。一个就投在总司令部办公室后面的池里，幸而没有爆炸。另一个炸弹落在我们睡房后面的一个四合院子的中间。一共死伤19人，其中有官长2人。这架飞机标志不明，很可能是日方的飞机，或是由日本人驾驶为张宗昌作战的飞机。因为张宗昌的残破部队里，决没有这种新设备和驾驶员。”(见《“五三”期间与日军交涉经过》)

    蒋介石幸免于难。他说：“那天炸死了我们几个卫士，并伤了几个官长，当时我也正在总司令部办公，但没有被他炸中。”(见蒋介石1929年5月3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演讲)

    死里逃生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雪耻”二字。据查阅过《蒋介石日记》的学者发现，1928年5月一直到1972年7月21日的最后一篇日记，篇篇以“雪耻”二字开头，几十年未曾改变。当然，“雪耻”的指向，到后来可能发生了转变。

    4日下午，蒋介石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日军在济暴行经过。但在接见济南商民代表时依然表示“决不与日军冲突”。

    蒋介石是怎么考虑的呢？他后来解释说：“现时惟一目的，要在攻克北京，完成北伐，故只有忍辱负重，仍旧要与他们设法缓和，如果我们能够攻克北京，完成北伐，不患没有同日军算账的机会。”

    4日晚，断壁残垣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一场紧急会议正在紧张召开。昏暗的灯光下，映照着一张张凝重的脸庞。

    蒋介石与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人密商后，决定退出济南。当夜，城外各路大军悄然渡河北进。

    6日晨，一骑绝尘从济南南门冲出，直奔三十里之外的党家庄。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朱培德、杨杰、熊世辉一行。奇怪的是，一向军容严整的蒋介石，这次连军服都没有穿。

    后来，冯玉祥在自传中“爆料”，蒋当时“穿着白色内衣跑出来，几乎成了俘虏”。可见当时之仓促和狼狈。

    随后，国民党军总司令部也转移到党家庄车站。冯玉祥也从河南开封前线赶到这里。

    党家庄蒋冯会晤

    冯玉祥本来是去济南的。因为济南已被拿下，蒋邀冯济南会晤。

    接到蒋的急电，冯于5月3日由开封登上专列，4日下午2点抵达徐州北站，与坐镇陇海铁路局的督办、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王正廷会合，同车赶赴济南。

    到了兖州车站，他们看到许多北伐军队，推车挑担，低头丧气地

    纷纷南走。大为惊诧：不是济南已经打下来了吗？

    时任陇海铁路徐州办事处处长的崔士杰一路同行。他清楚地记得：“车到万德站，即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请冯总司令莫进济南，我在党家庄车站等候，希在党家庄车站下车。’于是我们就向党家庄车站进发。我们的专车到了党家庄车站时，蒋介石早已在车站等候。”

    《冯玉祥自传》记载：“到了党家庄车站，看见蒋和黄郛穿着白内衣站着发呆呢。蒋的军队从济南退出来都是空着手，枪炮都叫日本人拿去了。”据崔士杰回忆，随后，“在蒋介石的专车上，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即‘党家庄会议’。”会上，崔士杰有一个特别的感觉：“蒋对冯的态度，不似以前那么骄傲了。”他看到：“蒋介石精神恍惚，意气消沉，时而搔首，时而沉思。”

    会议决定让崔士杰接替被日寇惨杀的蔡公时的职务，担任山东省外交特派员，去济南与日军交涉。

    此后又在党家庄清真西寺召开了一次会议。如今这座寺依然保存完好。1995年12月被济南市人民政府定为重点保护单位。

    关于蒋冯党家庄会谈，贺耀祖回忆：“蒋同冯主要谈到第一集团军今后的行动，盼望冯玉祥会同阎锡山速攻北京，把奉军赶至关外。冯玉祥愿意担负起这个任务。”

    后来与蒋交恶的冯玉祥揶揄地说：“蒋被日本人这一恐吓，他说他非回南京不可，把所有的军队交给我指挥。我说很好。蒋回南京去了，我就指挥着所有的军队约八十万人，攻打天津，再打到北平。5 月7日，冯玉祥离开党家庄回开封，

    蒋介石乘专列退至泰安。

    蒋介石日课雪耻

    但福田彦助的通牒很快追至泰安：(一)严惩肇事高级军官；(二)解除在日军前抗争之军队武装；(三)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中国军队撤离济南及胶济铁路两侧沿线20华里以外；(五)为监视各项执行起见，在12小时内开放张庄、辛庄兵营。

    7日晚8时，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星夜赶赴济南与福田交涉。福田彦助以“规定时间已过，不必再谈”为由，赶走使者，下令对济南发动攻击。

    8日凌晨4时，日军用大炮轰击济南城。

    8日早晨，蒋介石又乘专列来到党家庄车站。

    据北伐军第一集团军总预备队总指挥金汉鼎回忆，“我到专车上见到蒋介石，蒋先问渡河准备情况，部队到齐河没有。我说部队明天可以到。蒋说：‘你回去，随后再给你命令。’他的列车在党家庄停留大约不到两小时，又开回泰安了。”

    这天，蒋介石在朱培德、杨杰、邵力子、陈立夫等人陪同下，坐本地山轿到泰山斗母宫。不料，在斗母宫用餐时接到日军的一份通牒，便匆忙下山，于火车站停放的专列中商讨对策。

    5月9日，蒋介石发出避免冲突通令。同日，下令北伐军撤出党家庄。日军闯入设于济南外城的北伐军前方医院，用机枪将200余名伤兵枪杀，而后将卧床不起的重伤员一一用刺刀残杀。

    蒋介石在5月9日的日记写道：“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

    5月11日，济南陷落。据事后调查，在这次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1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其他损失无法统计。从此，全国各地掀起反日浪潮，一股股怒火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熊熊燃烧……